“甲申之变”后的遗民情结
明代大文士张岱一生疏散，我行我素，却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崇祯十七年（甲申年，1644年）五月，清军入关，六月即定鼎北京；翌年四月，再破扬州，陷南京。南明弘光朝大学士、权奸马士英畏敌怯战，又欲降清；继而见风使舵，上表正在浙东的南明监国、鲁王朱以海，请求谒见。时张岱在台州，即以“东海布衣”身份上书鲁王，请缨率兵诛杀马士英以谢天下，获准。不料马士英“宵遁江上”，托庇于同乡、严州总兵方国安，致使张岱无功而返并遭斥逐。马士英亦得鲁王任用，驻守钱塘。张岱深感鲁王“莞尔小朝廷”难成大事，失望之余，终挂冠（时任兵部职方部主事仅二月）而去，隐人嵊县山中潜心写书。他仗剑报国不成，遂转而用史笔警世。他计划中的纪传体明史《石匮书》已进行十有七年，尚待完稿。正是这种自觉的文化担当，使他不能像他的好友黄道周、王思任、祁彪佳等一样，以死殉国，而是选择了做前明遗民，去为故国存史。何况这也是死节战友的嘱托。（他在《陶庵梦忆》卷八中曾记祁彪佳托梦与他：“尔速还山，……完《石匮书》。”）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
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贼贼为野人。……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琅嬛文集》卷一）
张岱在极端艰难条件下（为躲避清兵搜捕而居无定所，四处辗转，时常“午炊不继”）完成的长达284卷、近四百万字的纪传体明史《石匮书》（包括后集），是他一生的骄傲。他自述“著作等身，其自信者，尤在《石匮书》一书。”（《陶庵梦忆》原序，金忠淳辑刊《砚云甲编》本）清人金忠淳认为：“《石匮书》纪前代事尤备。”（《砚云甲编》）。清人伍崇曜更指出：有名的《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撰，成书于官修《明史》之前），“多得自宗子《石匮藏书》暨列传也。”（《陶庵梦忆》跋，伍崇曜校刊《粤雅堂丛书》第二集）
张岱虽是多产史家、作家（一生著述近三十种，近千万言），但三百余年来，因曾为抗清复明运动的骨干，至死都不承认清朝（他曾让其“史学知己”李长祥为他预造的墓穴题墓碑日：“呜呼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始终坚持大明子民身份），其绝大部分著作只能以手稿或抄本形式藏于民间，故今人所见，唯《夜航船》、《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四书遇》、《张子诗秕》、《石匮书后集》等七种而已。这七种书除《石匮书后集》叙崇祯朝及南明史事（《石匮书》则从明初述及天启年间）系史著外，其他均为散文小品随笔杂记，所以，张岱在国人眼里，是以文学家或散文家的面目出世的。现代人写史学：为历史学家立传，或不著张岱，或一笔带过，这对他是很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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