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自相矛盾最明显的是描绘未来理想社会的轮廓的那为数不多的几段论述。这令人震惊的观点也往往被人指责为乌托邦理想。但是并不能这么简单地把它们概括为乌托邦，因为这是他著作的核心，最明显地显示了其本质上的冲动。何况，在这之上，因为是所谓乌托邦，所以这个世界就不具有场域（topos），总之，地理上、历史上都没有它的场所。然而，如果是这种含义的话，马克思要诉说的绝不是乌托邦。地理上的场所是雅典；历史上的场所是公元前5世纪。而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是要消灭所有国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分消失，支配关系已经不存在。用这些来对照一下希腊的城邦生活吧！在城邦生活中，作为政治的前提条件是建立在对奴隶的支配之上的，但是，在自由民的交流中，支配关系已经被排除了。希罗多德几乎像是完全按照马克思叙述的意思对“自由人”下了定义：既是想支配的人，又是不想被支配的人。与国家有关的所有的形态中暴力都消失，行政管理取代了军队与警察。于是，立法官员“不制订法律，只是明文化了的自然科学家，只是对法律进行说明”。所以，人们无论在什么法律框架之内，都只要按照自己自然本性就能生存下去。在一个没有为财产权发生争议的社会里，要执行几千年前古代发现、制订的那少数的基本的行为规则，是很容易的。（列宁曾经很明确地指出，）如果考虑到人性本质是堕落的，或考虑到人类的法并不是从自然法中推导出来的话，这种理想，就是“乌托邦”。还有，在这种国家里，根据法律被判处死刑的市民，也不是由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别的警员来执行死刑，而是采用由监视者帮助、如同本人自杀那样的方法。那种想把雅典的城邦生活推广到全世界去的想法，和马克思一样，只是直接从逻辑推导出来的。当然，各种论述中，最引入注目的观点是，假设劳动在文明的国家里已经成为自由的时候，马克思的着眼点不是“劳动的解放”，而是“劳动的废除”。这时，劳动被马克思作为一种苦役来看待，不 仅仅是人类自然条件中不可缺少的“与自然的物质代谢”，还包括了所有 领域的工作，包括了专门的技艺和艺术。在我们这种把劳动鄙视为具有 辛劳、令人厌倦的工作特征的传统历史中，劳动也不总是被鄙视的对象。看轻劳动只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特有的观念。只有几乎作为一个完 全的余暇社会存在的那种社会里，人们才会把用于以后生计的时间与精 力都投入到更为重要的活动中去。这种所谓的活动，就是agorein，也就 是在城邦广场里，边散步边交谈；或去体育馆参加集会，去剧场裁定市民 之间的争执。如果要对马克思追根溯源，说起来，他很明确地在未来社会中不仅要消灭（古代奴隶从事的）劳动，而且还要消灭工匠和艺术家（banausi）的活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画家，只存在从事各种各样事情 中的一种--绘画的人）。在雅典人的贵族生活标准中，工匠和艺术家 也是被看不起的，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很辛苦的（雕塑家和农夫一样，不被 视为自由人，但是，画家和饲养羊的人被视为自由人，其判别基准不在于专门技能，而在于前者是辛苦的）。
换言之，假若按照希腊以来的传统，按照从雅典城邦生活的主要经 验开始的、被固定下来（肯定的或否定的）的政治哲学来仔细考虑的话，就会彻底地、详尽地去追究马克思著作中所指示的核心部分。
马克思的学说具有的这种乌托邦的侧面，造成了其根本上的自相矛 盾的形态。但是，就如伟大的著述家谁都会有显著的矛盾那样，这矛盾正反映出著述家思想的核心部分。马克思著述中前后不统一的问题也 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的草图在19世纪发生的三个中心事件中被 清晰地描绘出来了。这三个事件是：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整个西欧进 行的产业革命，以及这两者都包括在内的所有人追求自由的要求。这三 个事件而非马克思的著作，已经不是政治思想传统的产物了。我们的野 蛮世界暴露出来的事实的特性与过去相比，已经变成在过去中连影子都找不到的形态，正是这个时期开始的。
……
展开
——孙传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