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学，即传统国学，它比照于新学而有此称谓。旧学的内涵及外延极其广博，内容上，包罗中国的所有学问，经，史、子、集无所不融；治学路径上，主要有汉学、宋学方法论之争，复兴汉学的乾嘉朴学也蕴含其中。新学（即西学）对中国的真正冲击始显于物质技术层面，船坚炮利为其一；声光气电为其二。国人震醒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泱泱大国的溃败，岌岌乎奋起直追，于是乎就有了三十多年的轰轰烈烈的“洋务”模仿运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再次惨败，又一次激醒了国人，他们深深意识到缺乏制度革新作基础的技术模仿是很难获得真正发展的。大量介绍西方政治体制的文章开始引起中国上层社会的关注，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百日维新”粉墨登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由此诞生。虽则它的学制与教学内容与西方近代大学大相径庭，但它毕竟含有现代教育因子。声嘶力竭反对“维新”的老慈禧在重新执掌政权后，又无可奈何地捡起“百日维新”的牙慧，且在许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教育改革为例，先是废八股，改科举，到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新的教育体制呼之即出。简而言之，以1906年为界，此后传统儒生靠死读儒家经书由“士”人“仕”之途就此打住，代之以新式大、中、小学堂，虽则仍有名誉上相对应的进士、举人、秀才的虚头衔，但它毕竟是一过渡期。此举对传统学风的影响不可谓不巨，事实上，在此之前，一大批有志于新学的人已开始与传统国学背道而驰，众多的自费、官费留学生就是明显例证，1903年仅在东洋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就有八千多人。由传统国学一统天下，到新旧学并陈、中西学互融，生活在此时代的学子们承受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的熏陶，题中的“斜阳”即寓此意，也就是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中国学术的转型期，学术重构的契机向学人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西学对中学的冲击程度与西方殖民国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同步调，具体地讲就是地缘因素。西学影响的首要区域为东南沿海，次则为长江流域，影响最小的为内陆广大腹地，且有愈往内地影响愈小的递减趋势。胡适无疑是循此时势的幸运儿，因着他的天赋，他的秉性，由默默无闻的一乡下小儿最终成就了学贯中西、领袖群学的伟业。一、天生敏才胡适，原名洪骍，后改名适；字希疆，又改适之；号冬友、小山；笔名铁儿、自胜生等。生于1891年12月17日，出生地虽在西风劲吹的上海，但其早年求学生涯主要在安徽省绩溪县上庄老家。地缘上，皖南偏僻农村在当时很少受到西学的眷顾，“九年的家乡教育”（1895—1904年），胡适仅读过一本翻译小说《经国美谈》，研习国学几乎占据了其生活的全部。衡量一个人聪明与否，现代社会主要通过测量其智商的高低来决定，它有一定的科学性。以前的评价，则参照其在不同年龄段识字及读书的多寡，虽略显笼统，但也有一定道理。为胡适破蒙的是他老父亲胡传，胡传为一介秀才，指导一乳儿应绰绰有余，况且在此之前，他也有教私塾的经历。胡适母亲冯顺弟为一农家女，出嫁胡家前，大字不识几个，在夫君的开导下，她也学起了方块字。红纸黑字，方法虽显原始，但也其乐融融。胡适于两岁多开始认字，先是父亲教，后由于他公务繁忙，同为学生的母亲亦加入到辅导小胡适的行列，毕竟她已先于胡适识了不少字。由于父母的严厉督责，再则胡适天生聪颖，胡适识字的本领日渐提高，到1895年母子俩自台湾返乡时，小胡适已认得方块字七百多个，此时的他才三岁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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