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家庭贫困，无力供其上学，直到十二岁他还在村里为人放猪。但 是父亲的求知欲极强，他经常偷空到村里的私塾馆窗下听课，日积月累，竟也能熟练地诵读课文，爱惜人才的私塾先生便免费接纳了他。就这样，父亲在村里接受了几年的旧式启蒙教育。1913年，父亲考上奉天两级师 范学校，这是当时东三省的最高学府。他不仅学习成绩非常好，还长于各 种运动，是学校足球队、篮球队的队员。当时在沈阳，有一个来自西方的组织——基督教青年会，它也是当时 关外东三省最大的一个民众组织。青年会经常举办智力讲演、科学讲演等 活动，吸引了包括父亲在内的青年学生，他也很快成为活动骨干。1918年，父亲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做干事，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是美国人普赖 德，他非常欣赏我的父亲。青年会在沈阳算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组织，由此 也吸引了很多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青年，张学良就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青年会有一个不错的剐球场，张学良特别喜爱在此打网球，由此两人得以 结识。父亲比张学良大五岁，他经常陪张学良参加青年会的活动，比如学 习英文或是舞会，也介绍少帅结识了不少西方友人。张作霖当时对我父亲 也非常赏识。父亲年轻时崇尚“教育救国”。1918年4月，从师范学校毕业的父 亲在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和几位同学一起，在一座废弃的破庙里创 办了“奉天贫儿学校”。学校免费接收失学儿童，也免费供给课本与文具，使很多贫苦子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东北首创。在社会各界帮助下，“奉天贫儿学校”越办越好，声望也越来越高。后来发展成拥有六个分校 和一个试验工厂的完善的教育机构，父亲因此也成为在沈阳有名的社会 人士。“贫儿学校”也得到了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关注。张学良不但自己慷 慨解囊，还让奉军中的高级将领带头捐资。郭松龄也对学校特别支持，他的夫人韩淑秀不但捐款，而且做义务教员，所以父亲与郭松龄夫妇的 关系也特别密切。1925年冬天，郭松龄举兵反奉失败，郭松龄与韩淑秀 被张作霖就地枪杀。父亲得知这一消息曾潸然落泪。为避免受牵连，他 曾到一位国际友人家中躲避，后由于张作霖并没有牵扯其他人，他才又 复出。1927年，在张学良的赞助下，父亲去英国爱丁堡大学读社会学。在 英国留学期间，他和在伦敦大学教中文的舒台予——也就是后来的老舍 结下深厚友情。父亲借留学之机曾去丹麦考察，我就是这期间在沈阳出生。老舍跟父亲建议说：就叫这个孩子“丹麦”吧！所以“丹麦”成了我的小名。我记得小时候动不动就有大人喊我唱个丹麦歌，其实我也不会，就唱些 乱七八糟的英文歌，后来大人又嫌“丹麦”麻烦，改成了“丹丹”。1929年，父亲学成回国，此时总干事普赖德要卸任回国，便劝说 父亲接替他，出任总干事。过去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总干事都是外 国人，父亲是第一个担任此职的中国人，这也是非常少见和难得的。在父亲的领导下，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发展得特别快，张学良赞助他一 笔钱重新改造，将青年会一个小楼盖成四层大楼。青年会的旧址现在 还保存在沈阳。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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