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萧女孩儿
萧红生于1911年6月，如果她还活着，在我们落笔的这个时刻，她就是一个整整百岁老人了。但是，岁月让她永远以一个小女孩的形象留在历史中，她是不老的——1942年她在风雨飘摇的香港含恨去世，享年不过31岁，而一部《呼兰河传》，则让读者心目中的萧红更加年轻。
萧红和林徽因都是民国的才女，但如果一定要只选一个作为“民国才女”的代表，我们要选萧红。最重要的理由也许只有一个——她没活到新中国成立。在她生前，她挚爱的国家和民族没来得及给予她与其贡献相称的荣誉，即便是几行伤逝的眼泪都那么少。
如果说林徽因是阳光明媚的大厅里的一株君子兰，那萧红就是北方郊野中的一棵迎风怒放的穿心玫瑰。
无可否认，中国现代史的主要舞台虽然在北方，但活跃在舞台上的却主要是南方人，如梁启超、胡适、鲁迅、陈独秀、蔡元培等等，甚至他们各时期的对立面们也是，如林纾、胡先骕、章士钊、吴宓等等。只有出了萧红，北方人的性格和内心才以高昂的姿态屹立在中国人整体的心灵史中。
萧红出生在中国最北的地方——黑龙江省。多少年了，这里充满着农作的艰辛、大自然和人的漠视，但经过萧红的笔，这里不再是一个人们心目中那片荒凉的土地，这里的一草一木，这里的悲欢离合都被点亮了。
读萧红的书，我们有时会分不清到底哪个是小说，哪个是她的回忆录，甚至我们看的到底是小说还是诗。不过这正是萧红的价值所在，在写作被社会意识形态强烈绑架的时代，她就是一个完全不管不顾的任性的小女孩，她总是直直白白地倾诉给我们在小女孩的眼睛中看到的那个世界。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们才猛然发现，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
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这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算不了什么的，穷人，这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我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萧红《永远的憧憬和希望》
萧红确实长大了，却在用一生的时间来回忆童年，回忆祖父怀中的温暖。长大后的清醒让童年的美好更加难以忘却，一想就痛彻心扉。
萧红确实长大了，这个长大的代价太大：
她曾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第一任丈夫汪恩甲的，汪恩甲在二人贫病交加时，把妻子抛弃在哈尔滨的旅馆里。当她的第二任丈夫萧军把她解救出来的时候，这个孩子也出生了，但同样的贫困让他们不得不把孩子送人，从此就是永诀。第二个孩子是萧军的，但又是当孩子要出生的时候，她和萧军分手，带着这个孩子和端木蕻良结婚了，而孩子出生后没多久就夭折了。有谁懂得一个女人两次失去幼子的苦？
当她带着绝望独自待在香港的时候，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可是她这时却写出了《呼兰河传》，这是她创作的高峰，同时也是向这个世界的告别礼。
古人说“长歌当哭”，《呼兰河传》是萧红的哭，这是一个失去了一切的孩子最后的哭，只是这哭声中夹杂着她永远不能忘怀的对家乡的思恋。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
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
“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得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儿，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的滚了出来。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拣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战战惊惊，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冻裂了。
井被冻住了。
永远的萧女孩儿
萧红生于1911年6月，如果她还活着，在我们落笔的这个时刻，她就是一个整整百岁老人了。但是，岁月让她永远以一个小女孩的形象留在历史中，她是不老的——1942年她在风雨飘摇的香港含恨去世，享年不过31岁，而一部《呼兰河传》，则让读者心目中的萧红更加年轻。
萧红和林徽因都是民国的才女，但如果一定要只选一个作为“民国才女”的代表，我们要选萧红。最重要的理由也许只有一个——她没活到新中国成立。在她生前，她挚爱的国家和民族没来得及给予她与其贡献相称的荣誉，即便是几行伤逝的眼泪都那么少。
如果说林徽因是阳光明媚的大厅里的一株君子兰，那萧红就是北方郊野中的一棵迎风怒放的穿心玫瑰。
无可否认，中国现代史的主要舞台虽然在北方，但活跃在舞台上的却主要是南方人，如梁启超、胡适、鲁迅、陈独秀、蔡元培等等，甚至他们各时期的对立面们也是，如林纾、胡先骕、章士钊、吴宓等等。只有出了萧红，北方人的性格和内心才以高昂的姿态屹立在中国人整体的心灵史中。
萧红出生在中国最北的地方——黑龙江省。多少年了，这里充满着农作的艰辛、大自然和人的漠视，但经过萧红的笔，这里不再是一个人们心目中那片荒凉的土地，这里的一草一木，这里的悲欢离合都被点亮了。
读萧红的书，我们有时会分不清到底哪个是小说，哪个是她的回忆录，甚至我们看的到底是小说还是诗。不过这正是萧红的价值所在，在写作被社会意识形态强烈绑架的时代，她就是一个完全不管不顾的任性的小女孩，她总是直直白白地倾诉给我们在小女孩的眼睛中看到的那个世界。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们才猛然发现，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
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这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算不了什么的，穷人，这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我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萧红《永远的憧憬和希望》
萧红确实长大了，却在用一生的时间来回忆童年，回忆祖父怀中的温暖。长大后的清醒让童年的美好更加难以忘却，一想就痛彻心扉。
萧红确实长大了，这个长大的代价太大：
她曾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第一任丈夫汪恩甲的，汪恩甲在二人贫病交加时，把妻子抛弃在哈尔滨的旅馆里。当她的第二任丈夫萧军把她解救出来的时候，这个孩子也出生了，但同样的贫困让他们不得不把孩子送人，从此就是永诀。第二个孩子是萧军的，但又是当孩子要出生的时候，她和萧军分手，带着这个孩子和端木蕻良结婚了，而孩子出生后没多久就夭折了。有谁懂得一个女人两次失去幼子的苦？
当她带着绝望独自待在香港的时候，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可是她这时却写出了《呼兰河传》，这是她创作的高峰，同时也是向这个世界的告别礼。
古人说“长歌当哭”，《呼兰河传》是萧红的哭，这是一个失去了一切的孩子最后的哭，只是这哭声中夹杂着她永远不能忘怀的对家乡的思恋。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
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
“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得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儿，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的滚了出来。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拣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战战惊惊，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冻裂了。
井被冻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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