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族是我国北方民族。“达斡尔”这个族称，是达斡尔人的自称。尽管这个称呼在明末清初才较多地记载于史籍，但是，在此很久以前，达斡尔族就已经生息、繁衍在中国北方广袤的土地上了。达斡尔族是一个具有久远历史文化的民族。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从清代以来就一直受到历史研究者们的关注，提出了多种达斡尔族族源的观点。其中得到较多论述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契丹后裔说。从清代起，许多文献史料，就有着达斡尔族族源于契丹的记载。比如，在《黑龙江志稿》中写道：“达呼尔，……契丹贵族，辽亡徙黑龙江北境。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达斡尔族族源的探索得到进一步深化。历史学家陈述曾撰写《试论达斡尔的族源问题》的论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契丹后裔说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达斡尔族简史》论述了这个观点，认为，契丹后裔说的论据比较全面和充足，具有切合达斡尔族各方面史实的说服力。此外，还有一些论著论述了契丹后裔说。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唐朝末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于公元916年称皇帝，947年立国号为大辽。1125年，辽被女真人灭亡后，以库烈儿为首的一部分契丹人北迁大兴安岭和黑龙江流域。库烈儿的后代投附成吉思汗，并以族众组成军队参加了蒙古征金、宋的战役。这一史实与达斡尔族关于祖先的传说相合。达斡尔族传说，辽亡时，有一小部分人由西拉木伦、喀剌木伦逃到黑龙江、精奇里江、西勒克尔、格尔必齐、鄂嫩河等流域，以游牧打猎并种荞麦、燕麦为生。又传说达斡尔人的祖先率部南征。达斡尔族学者孟定恭在1931年出版的《布特哈志略》一书中，记录了达斡尔族民间流行的一首古谣：“边壕古迹兮，吾汗所遗留，泰州原野兮，吾之养牧场。”这里提到的边壕东端起于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境内，当时修筑和看守这一金代边壕边堡的，主要是契丹族人民。泰州原野，辽代曾是契丹二十部族的放牧场。所以，这首古谣也反映了达斡尔族与契丹族的渊源关系。达斡尔语把金代边壕边堡称为“乌尔阔”，这一名称只在达斡尔语中保留着，这是与达斡尔族和金代边壕边堡的特殊关系分不开的。从一些史籍中，也可以发现与达斡尔语词汇相同相近的契丹语词汇。据《辽史》载：“‘曷术’，铁也。”在北方各民族中，现在只有达斡尔族仍然把铁叫“卡索”（或“哈索”’）。这两种发音是相同的。达斡尔语和契丹语一样，把人口兴旺叫“蒲速碗”、事业兴盛叫“耶鲁碗”（达斡尔语“耶恩得碗”）、辅佑叫“阿鲁碗”（达斡尔语“阿依西鲁碗”）、猎鹰叫“稍瓦 ”、侍卫叫“克依阿”（kiaa）等。历史上，契丹人曾创制过文字。在对契丹小字的解读中，也发现达斡尔语和契丹语的一些相同相近的词汇。如，把孝服叫做“习捻”，兔子叫做“陶里”，马叫做“木力”，狗叫做“捏褐”，蛇叫做“莫胡”等。与此相应的，在达斡尔族中也有达斡尔人曾有文字的传说。另外，“达斡尔”这个名称，在语音上，与契丹族的“大贺”氏相对应，而且在清代，达斡尔族中也确有过称为“达虎里”的“哈拉”（父系氏族） 。这也从语言的角度成为维系达斡尔族和契丹族源流关系的一个线索。在生产生活方面，达斡尔族也与契丹族有着相承关系。辽代契丹人已经有了农业耕种，并从事渔猎和牧业。从17世纪中叶直到20世纪中叶，达斡尔族既从事农牧业，又从事传统渔猎业，具有多种经营的经济结构。而且在北方，只有达斡尔族才具有这样的经济结构。由于农耕的需要，夏季天旱时，达斡尔族有到河边互相泼水求雨的习俗。在《辽史》中，也有契丹人以水相泼求雨的记载：“夏五月庚午，以旱，命左右以水相沃，顷之，果雨。”达斡尔族有凿冰下网捕鱼方法，这是一种较大规模的捕鱼方法。辽代契丹人也曾凿冰下网捕鱼，而且还有皇帝前往观看的记载。达斡尔族很久以来就擅长制作大轱辘车，这种车非常适于在草地、山岭中行走。宋代沈括也曾称契丹人制车，长毂大轮，利于行山。达斡尔族善驯服猎鹰，用之猎捕野鸡和野兔，辽代契丹人也以驯服的海东青猎捕飞禽。达斡尔族有独特的打曲棍球的传统体育，在辽代，曾盛行类似打曲棍球的“击鞠”。综合列举的达斡尔人与契丹人的相同的历史文化，可以认为，达斡尔族源于古代契丹人。这是目前达斡尔族族源研究中多数学者的观点。尽管如此，从学术发展的要求来说，这项研究仍然需要深入探讨、论证，以利于揭示和阐明相应的达斡尔族历史和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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