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激战与内耗
第三节 营私争权的内耗
武汉会战是国民党正面战场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向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标志。在这次大规模的会战中，国民政府统帅部集中使用了我国当时所拥有的陆空军力量，其中不少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如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部，这是继“八一三”淞沪抗日之后，蒋介石不惜老本与日寇拼命一搏的又一表现。蒋介石原指望这些嫡系部队在战斗中能有比较出色的表现，以达成既定战略目的。然而，事与愿违，正是这些自恃为“天子门生”的嫡系将领们，以其一贯的飞扬跋扈作风，在战场上或抗命不遵、自行其是，或见死不救、进缓逃速，因而极大地破坏了整个战役战略部署，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乃至成为战事失败的重要原因。然而，战后这些骄兵悍将又往往是在蒋氏的庇护下，轻易逃避惩罚或反罪为功。这些都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内部腐败的深刻表现。
抗战时期，蒋介石对嫡系与非嫡系军队的区别对待是十分明显的，其既定方针之一，就是要通过抗战来分化消耗那些地方实力派武装，保护并壮大自己的嫡系势力。在平时，他们从财政、装备、补给供应以及编制人数级别等各方面限制非嫡系的发展；在战时，则尽量以非嫡系武装打头阵，使其在战斗中自然消耗，而后又不予补充，任其自灭。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对蒋氏的这种作法及其恶果曾评论如下：“蒋先生一心一意要借对内对外的战争，把这些‘杂牌’部队消灭，所以平时扣发军饷，战时不予补充，待该部在战争中消灭迨尽时，中央便藉口将其番号取消。但是中央这种作风，各部队长官皆洞若观火，所以他们绝对不打硬仗，处处企图保存实力，免被消灭。”“于是，中央愈加蓄意加以消灭。演变的结果，中央当局便视杂牌部队为痈疽，而‘杂牌’部队亦视最高统帅为仇雠，而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死结。”[17]在蒋介石的蓄意纵容与唆使下，他的那些亲信将领们更是变本加厉地损人利己，甚至不惜干出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坏事来，此种事例在武汉会战中即有突出的表现。
在第五战区江北战场，日军在9月下旬连续攻占了演川与罗山，而后攻击信阳。当时负责信阳——罗山一线守卫任务的是蒋系第十七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胡宗南。战斗中，胡宗南不仅“没有很好地利用北依淮河、南靠大别山的有利地形作战，各军师实行专守防御，没有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作战非常被动”，而且，“只保全自己部队（第一军），把友军作为牺牲品”，“没有指挥道德”。[18]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明令“胡宗南据守桐柏山平静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然而胡宗南一如既往地“不听命令”，“竟将其全军七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以致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据李宗仁后来回忆说，早在“八一三”战役之时，蒋介石便亲自对他讲，拨胡宗南部给第五战区，由他指挥。但当胡宗南奉令抵达蚌埠后，竟然不把战区司令长官放在眼里，不向李宗仁报告，其部下则军纪废弛，为抢夺溃兵互相动武，“闹得乌烟瘴气”。徐州失守后，军令部命令胡宗南部继续归李宗仁指挥，但他依然不向李报告战情，不听指挥，此次又私自抗命撤往南阳，牺牲友军而保全自己，致使信阳于10月12日失守。李宗仁据情上报军事委员会，要求严办胡宗南，但结果却不了了之。
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继续在五战区进行“扫荡作战”。李宗仁为伏击敌军，令中央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5 个师速开桐柏山南麓埋伏，以为总攻击部队。哪知汤恩伯收到命令之后竟然大发脾气，当李宗仁面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胡乱拿我的部队来牺牲！”李宗仁向他解释说：“你以桐柏山为后方，有什么危险？……”汤不待李说完，竟然“牛性大发，拂袖而去”。然后他率“全军迅速北撤，退往豫西舞阳一带”。[19] 结果使第五战区失去一次围歼日军的良机。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在台儿庄战役时，汤恩伯就曾犯有不听命令擅自行动的错误，如不是蒋介石亲自数次严令汤氏率部增援台儿庄，那鲁南一役的结果确难预料。然而汤恩伯与胡宗南一样，并未受到任何处分。如此这般情形在正面战场上比比皆是，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胜仗？
作为集团军指挥官的胡、汤二氏如此抗命，作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亦同样不顾大局。
在武汉保卫战关键一战——田家镇战役中，要塞司令李延年率领两个师的兵力与日军陆海军三个师团奋战月余，顶住了敌人无数次冲击及毒气进攻，自身损失惨重。李延年曾多次拍发急电给他的上司陈诚及张发奎等人，请求火速派兵增援要塞。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收到李延年的求援电后欲发兵支援，但见无陈诚命令，迟迟不敢擅动。最后李延年不得已直接给大本营侍从室发电求援：“炮台战斗已到随身官兵不满五十人，急请项传远[20]组长向委座汇报。”蒋介石得悉田家镇的战况后，脸上露出惊骇的神色，他急急地来回踱了几步，气愤地对手下说：“电讯陈诚支援部队。”[21]命令发出后不久，陈诚回电蒋氏，表示各地战事激烈，眼下无法抽调增援部队。面对陈诚回电，蒋介石在内心深处完全明白陈诚见死不救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他与李延年的个人矛盾。陈诚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蒋介石赏识，以后又因宋美龄介绍娶其干女谭祥为妻，从此步步高升。平时他以尊捧蒋宋夫妇而闻名，是蒋氏心腹干将之一。在蒋的庇护下，陈诚逐渐目中无人，何应钦、李宗仁等方面大员都不在他眼中，而对于一个过去与他有隙的李延年，更不在话下。于是，蒋介石不得不下令：“通知居副官，星夜火速赶赴田家镇，命令李延年撤离炮台。”[22]就这样，保卫武汉的最后一个要塞遂沦于敌手。
对陈诚在武汉会战后期的表现，蒋介石甚为不满，他特别致陈一份措词严厉的电报：“敌人广播称，此次我军退出新店镇、崇阳时，不特枪弹遗弃，即碗筷亦多失落，种种狼狈情形，资为笑谈，……不仅无耻，无以对年余抗战中牺牲诸先烈，且完全丧失革命军之精神。”[23]语言中包含了对战区最高指挥官的婉转责备与批评。陈诚为之亦不得不以自责及处罚下属来向蒋表示谢罪。
蒋介石之是非不分一味袒护他的亲信将领，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其原因完全出于他的用庸才而不用人才的愚属方针。只要是效忠于他，绝对“听话”者，无论其有无才能，是否堪任，他都重用。即使他们在执行作战计划指令时犯下何种错误过失，不得已而要对造成恶果者实行处罚或撤职时，亦是轻描淡写或易地做官而已。
抗战初期，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刘峙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常败将军”。他身为大将而胆小如鼠，据说在军旅之中夜间出门如厕亦要两三个卫兵奉陪。其人生得肥肥胖胖，做人老实，才干平庸，一副“庸人厚福”之态。在抗日战场上，他每每不战而溃，率部与日军“赛跑”，受到全国舆论严厉谴责，连日军也十分鄙视他。因为他屡屡失职，被调离一战区，但蒋介石却非常喜欢刘峙，准备给他重庆卫戍总司令一职。对此不仅国民党内外一片反对之声，连宋美龄亦感到用这样的庸人将不利于当局，但蒋介石却十分坦然地对宋美龄说：“不用他，用谁？谁还能像他那样地听话！”最后，这一官尊事少，养尊处优的职位还是落在刘峙头上。
1943年9月，蒋介石将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调升军事委员会驻汉中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一、第五、第十三战区战事。由于老蒋习惯于直接指挥前沿，故对李宗仁之委任职务实际是明升暗降，使其失去了带兵权。接替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务的竟是刘峙。日军得知此消息后，便在广播中讥讽说：“欢迎常败将军来老河口驻扎。”数月后，日军便轻易出兵攻占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老河口，刘峙早已逃得不知去向了。[24]
蒋介石就是用这些“唯命是从”的亲信来打击异己的。其结果不仅造成中国军队内部严重的分歧与矛盾，而且亦培养了一批骄兵悍将，“他们只听从委员长个人的命令，甚至作战时对直接指挥他们的战区司令长官所发的命令亦多方躲避，不愿接受，也不向司令长官报告情况，骄蹇之情，难以尽述”。[25]对蒋介石的嫡系军，李宗仁将军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所谓‘中央军’的作战能力，均极薄弱，军纪尤坏。各级军官均自恃是‘天子门生’，有直接‘通天’的本领，大家效忠于一人，不愿受阶级服从、层层节制的约束，所以彼此间摩擦特多，但是大家又共同蒙混委员长，使最高统帅对部队的实际情形毫无所知，这种部队能不能作战，也就不言而喻了。”[26]
国民党军队中的这些腐败现象，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表现得尤其明显。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在抗战最后阶段的豫湘桂战役。当时，数倍于敌的中央军汤恩伯等部在日军攻击之下，仓皇溃逃，一溃千里，使日军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打通大陆线的作战计划，甚至一度打到了贵州独山，动撼了陪都重庆，造成了抗战胜利前夕悲惨的一幕。但蒋介石依然没有清醒，直至解放战争时期，陈诚丢失东北，汤恩伯丢掉江防，其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失败。从某种程度上说，错误的用人政策是造成蒋介石统治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最近台湾学者为了实施《战时陆军志1937-1945》的编研计划，从训练、作战、人事管理、后勤保障等多方面，对战时“国军”进行了深入研讨，并提出了部分研究报告。其中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抗日时期国军事制度的最大成就，为国军在扩编、混编及至互调的过程中，黄埔出身军官的逐渐兴起，使得国军中央化的程度增加，不仅矫正了近代区域主义之失，同时也为军队的国家化奠定了基础”，“是为国军人事制度的最大成就”。[27]
这种论点，是基于对战时“国军”（这里特指国民党中央军），与北洋军队及其他地方军队在人员素质与构成，上下级关系，干部培训及特点，以及部队内部人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后做出的判断。其主要论据是：（一）“国军军官阶层素质较高”，“各级干部，大多受过军官教育”；（二）“国军的用人范围较为宽广”，“较不重视传统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三）“国军中央化的程度较高”，“抗战期间……黄埔学生的势力逐渐扩张，完成军界接班部署。由于黄埔军校的招生方式，不同于一般地方军校，而以全国为着眼点，刻意讲求各省区间的平衡，黄埔教育又重视主义的灌输，学生较具国家观念，黄埔系的得势，自然使得国军中央化的程度增加”。[28]
对于以上论述与观点，我们不能说其中没有一定的道理。就客观事实而言，以黄埔系为主体的中央军比北洋军队及国民政府时期各地方军阀势力的部队，无论是指挥官的素质还是军队的组成及装备、训练、给养等等都要高出一筹。但是，如果说中央军这些特点就“纠正了近代区域主义之失”，又“为中国的统一和军队的国家化，奠定了基础”的话，这未免估价过高。
正如前文所述，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中央军各部队虽有上海、山西各战场的英勇作战，但亦有汤恩伯在台儿庄之避战自保，陈诚对田家镇之见死不救，胡宗南在桐柏山之不听调遣，以后更有薛岳在一战长沙时的虚报战功及其与陈诚之间的互相拆台等种种劣迹，而且这种腐败作风，在抗战时期愈演愈烈。究其原因，无外乎出自私利与权力之争斗。比较而言，此种内耗事件在中央军系统甚至比各地方派系军队更加明显和激烈。因为“黄埔同学”个个自恃有靠山，脑中充满“天下第一”之思想，互相间不仅不合作，反而不时闹矛盾、搞对立。而各地方派系的军队自知在“天资”方面缺少优势，因而就不得不以团结互助来求生存，例如川军出川抗日后，由于处处遭受排挤，因而自发地意识到“同生共死”才有出路，在这种情形下，诸如“见死不救”、“落井下石”之类的丑行便很少与闻。
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在军队正规化与近代化建设方面，中央军在民国军事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的确中央军较诸地方军、北洋军队有其优势。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抗战期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手控制下的中央军，在当时的政治及社会环境之下是不可能具备一切超时代特征的。从军队组成、训练、作战、指挥、内部团结、上下关系等各方面来综合考察，如果我们跳出以蒋介石政府为“正统”的圈子来评判分析，就会发现，中央军除了在训练、装备、内部人事管理制度等方面具备优势以外，在其他方面无不打上浓厚的时代烙印，其内部之腐败、矛盾、内耗，各级将领贪污腐化，视部队为私产，无视军令，只服从蒋氏一人等等现象都说明了这一点。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说：在抗战时期，中央军的发展壮大，对于“矫正近代区域主义之失”或许不无作用。这是因为其指挥者蒋介石政治集团在当时位居党、政领导地位，具有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名义，其政治目标是建立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其军队较之地方势力武装则更具有“国家特色”。但是，如果就此而得出“为军队的国家化奠定基础”的结论，未免言之过早。这是因为中央军在抗战期间依然保持了十年内战时期的特性，即他是国民党一党，更确切地说是蒋介石一人的“私军”。而这支军队，在效忠蒋氏个人的基础上，实行严格的内部控制，不仅用来对外抗日，亦用来对内镇压。在抗日战场上，“国军”的组成不仅有中央军，而且还有其他一切抗日的中国军队，因此很难说中央军在当时就已经具备了“军队国家化”的基础条件。何况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崩溃之时，其军队中的中央军与非嫡系的地方武装（如桂系）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这更进一步说明，即使以蒋介石一人为“国”，其军队全部“国家化”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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