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述及，创办《时务报》使梁启超名重一时，部分即在于其“语言笔札之妙”。对此梁本人后来也有所论述：“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文体问题在当时确是见仁见智，章太炎对此就提出尖锐批评：“文辞之坏，以林纾、梁启超为罪魁。（严复、康有为尚无罪。）厌闻小学，则拼音简字诸家为祸始（王照、劳乃宣皆是。）”在章看来，“人学作文，上则高文典册，下则书札文牍而已。”高文典册固非人人所有事，书札文牍则未有不用者。“然林纾之文，梁启超报章之格，但可用于小说报章，不能用之书札文牍，此人人所稔知也。今学子习作文辞，岂专为作小说、撰报章，而舍书札文牍之恒用邪！”这里也道出了报章杂志流行后所引发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办报者如确立面向公众的理念，便不能不考虑表达方式当如何配合。
这方面，严复与梁启超的争辩，值得作为典型的事例进行分析。日本学者小野川秀美曾以达尔文与赫胥黎来比喻严复与梁启超，认为推动“启蒙”更有力的是梁启超。所谓更有力，很大程度便是由两人写作方式的区别所造成的。1897年梁启超在《与严幼陵先生书》中谈到了这个问题。那时，梁刚走上办报之路，其为文遭到严复的批评，于是梁作了如下的解释：“启超于学，本未尝有所颛心肆力，但凭耳食，稍有积累，性喜论议，信口辄谈，每或操觚，已多窒阂。当《时务报》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犹矜持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以后，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又日困于宾客，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又常自恕，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这段文字之所以值得征引，便在于梁启超对于在报刊“匆迫草率”发表的文字，也不无遗憾，然而，考虑到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于是又不免“自恕”。而在回应严复对其《古议院考》的批评时，梁又明确指出报刊之文不过是“为中等人说法”：“《古议院考》乃数年前读史时偶有札记，游戏之作，彼时归粤，倚装匆匆，不能作文，故以此塞责。实则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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