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阳镇不久，就有刘辑武、胡乔木、王鹤寿等人代表延安来进行审查。据黄药眠晚年回忆，几天时间里，刘辑武找他谈过三次话。
刘问：“你写过悔过书没有？”
黄药眠忠实地回答：“写过。但是我没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只表示以后不再搞政治了，也不拥护国民党。当时许多‘领导人’都叛变投降，释放出来了，而我则被认为实质上是坚持共产党的立场，所以交军法处，判处一等有期徒刑十年。”
谈话结束后，黄药眠被要求写个书面报告。
一个星期后，第二次谈话。刘辑武根据黄药眠的书面报告，表示审查意见，严肃地追问还有没有什么补充？有没有什么不老实的地方？并提醒，老实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希望你注意。然后，又问了一些当时被释放的其他人的情况。
再过一个星期，第三次谈话。刘辑武通知，组织决定你的问题要送到延安去解决。黄药眠感到这是对自己的不信任，犹豫着说：“还是给我遣散费，我回广东去好了。”
“不，你还是到延安去吧！”刘回答。因为总的原则是需要与国民党争夺各类人力资源，尤其是知识分子。
既然如此，黄药眠进一步提出是否可以乘卡车到延安，对方说：“不，还是走路去吧！”
三天后，黄药眠就与另外两个人一道，步行700多华里，从云阳镇到延安。
到延安后，很快就由中央组织部派人到招待所找他谈话：“看了你的材料以后，我们认为你是在敌人面前屈服，这是你历史上的一个政治污点。关于党籍问题，以后再解决。现在先分配你到新华社去工作，做翻译。”
多年从事党的工作，黄药眠当然知道这个谈话的分量，马上就问：“你所说的党籍问题以后再解决，是恢复党籍，还是重新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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