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有声望的学者有时也向宫廷党理论家的立场靠拢。他们的政治观点比较深刻并带有系统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不可知论哲学观点的创始人大卫·休谟则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他拥护辉格党大贵族垄断国家政权，为此恩格斯称他是“辉格党寡头统治的热烈拥护者”②。
在维护现有权利体制的思想家的行列中，爱德蒙·伯克的言论是最突出、最有影响的。早在1770年他身居反对党之列时，面对乔治三世压制辉格党贵族的做法，他就断定具有正义感的贵族是抵制王室影响和腐败的必要力量，甚至说：“在王国之中，在公共事务的各个方面，贵族人士都有重大影响。由于他们是有产人士……因为财产就是力量。……因为至少人们都知道，财产是自由精神的载体，也是自由的保障。”③
1790年，当法国民众在大革命中攻击王权和贵族时，他发表《法国革命论》，充分肯定世袭贵族拥有政治特权的必要性，认为贵族世家所拥有的巨大财产，“是最宝贵、最利害攸关的条件之一，也是最有助于社会自身长存的条件。它使我们的弱点服从我们的德性，甚至使仁慈与贪婪融合。拥有家庭财富及伴随而有荣誉（世袭占有对荣誉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人，是财产时代传承的保障。对我们而言，贵族院就是基于这条原则组成的.它完全由世袭财产和世袭荣誉构成，占立法机关的三分之一，并且是所有分散的财产唯一的最终的裁判者”④。
当然，伯克作为机敏睿智的思想家，并非认为所有的贵族都是值得委以重任的。18世纪60-70年代，他目睹一批“国王之友”支持乔治三世滥用王权的行径，谴责道：某些贵族也十分乐意去充当吹牛拍马者、搬弄是非者、帮闲混饭者、导人行恶者和小丑一类的角色，去做一些最卑贱、最恶毒的人才可能做的事情。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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