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上海已成为了一个“最”城。她是中国最 大的港口、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和最富裕的城市。数百万贫困不堪的中国人 从乡下来到上海谋生。此外，来自欧洲国家的各色各样的人也在那里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上海不仅能够提供工作机会，还能保障人身安全。虽然 上海从地域上讲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但她的政治地位却与众不同。由于 多股统治力量的盘根错节、相互制衡，上海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万国城市”。进入上海是件很容易的事；中国当局对上海没有专属管辖权，人们通 常乘船或坐火车就可以来上海，然后融入到这座大城市里，自谋生计。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上海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城市。从地理位置上看，她刚好位于长江入海口，对于中国这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来说，她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海上出入口。上海成为国际化城市是一个传奇，这 段不寻常而又重要的历史可追溯到许多世纪以前，也正是这段传奇塑造了 我的生活方式和今天的我。到了十七世纪，中国的统治者已经形成了一种古老而又根深蒂固的想 法，认为天下唯我独尊，他们的国家至高无上。毕竟是中国人发明了印刷 术，并早在诺曼征服时期就用这种技术印刷纸币了。除此之外，中国人还 发明了眼镜和火药，并最早开采和利用煤炭（马可·波罗称其为“能燃烧的 石头”）。中国的统治者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皇帝被称为“天子” 和“万岁”。与这样的妄自尊大相伴的是对世界其他民族极度的蔑视，这 不仅体现在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时所遭受的侮辱和怠慢，从对“洋鬼子”商品的不屑一顾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在1664年给查理二世送了两磅带香味的黑色叶子。此后的五十年 里，英国人对中国茶上了瘾，每年都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茶叶并且数量逐年 上涨。不仅如此，英国的国库同样也对中国茶叶上了瘾，对每一磅进口的 茶叶征收100%的关税。中国对外国商品则不屑一顾，拒绝用茶叶换英国商品，并坚持茶叶贸 易要用白银来结算。那个时候西班牙白银硬币就像今天的美元一样，是国 际通用货币。然而不幸的是，英国的西班牙银币储备在1776年的美国独立 战争中就已消耗殆尽。要应对白银储备短缺，就限制进口中国茶叶，无论是从政治还是财政 角度考虑都不可行。很明显，深陷窘境的英国必须得找到一种中国人必需 的商品，就像英国人必需的中国茶叶。这种商品就是鸦片。鸦片最开始是以药品进口到中国，主要用途是防止由痢疾引起的腹泻，这种疾病在当时中国的局部地区很流行。鸦片最早是由阿拉伯商人从土 耳其采购，途经古老的商队路线带到中国。后来到了十七世纪，荷兰人加 入这一行当，从印度的孟加拉采购鸦片。最后，英国人也强行挤进这一行当来。到了1782年，单单英国一个国 家从印度运往中国的鸦片数量就多达三干箱。中国当局已经认识到鸦片成 瘾的危害，并对猖狂的鸦片走私变得越来越恐慌，以致在1799年中国皇帝 颁布一道圣旨，提醒人们有关鸦片的危害，并谴责鸦片走私贩子。然而这二举动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最开始英国从事鸦片贸易是为了赚 取白银购买茶叶，满足英国人相对来说温和的茶瘾。然而这种‘解决办法 ’的一本万利助长了鸦片商贩的贪婪。鸦片对人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看中国满地皆是的鸦片馆就可知道；高傲的主权皇朝也极力地反对 鸦片，但这一切都没能制止鸦片的蔓延。到了1816年，鸦片商人和中国当局的冲突白热化。当时英国已成为超 级大国，并在不列颠前越来越多地冠以“大”字。它打败了其最强大的敌 人拿破仑·波拿巴。英国海军战无不胜，随着其军事力量天下无敌，英国 国王和臣民开始自大起来。即便如此，中国仍旧坚持外国使节要遵从带有 人格侮辱的中国传统礼仪。其中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就是磕头。外国使节觐 见中国皇帝时要下跪，脸要贴地，并且不是一次而是九次！尽管英国当局多次努力，试图阻止即将与中国发生的冲突，但中英两 国没有进行任何有意义的磋商，这是因为势力强大的鸦片商看到了军事冲 突结果可能带给他们好处。不幸的是，中国人虚骄自大，闭目塞听，对和 英国军事冲突的后果判断严重不足。中国的军事力量明显无法与英国抗衡，而中国通常所采取的许多残忍的威慑手段不但不起任何作用，反而加强 了英国必胜的决心。人们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冲突称为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于1840年爆发 直到1860年才正式结束。一开始冲突是为了鸦片贸易，然而到最后则是为 了越来越多的英国商品能够不断地涌入中国。这场战争给英国人带来的是 可观的收益。鸦片战争结束四年后，英国商品占到了中国总进口量的八分 之七。鸦片战争始于1782年英国输入中国的三千箱鸦片，然而到了1879年 英国输入中国鸦片的数量则激增到了十万零五千箱。这给中国老百姓造成 的伤害难以估量。除了中国统治阶级蒙羞以外，整体人口鸦片成瘾问题也 令人触目惊心。据估计，在高峰期近七成的中国人吸食鸦片，就连慈禧太 后也吸食成瘾。直到1949年毛泽东和其领导的共产党掌权后，鸦片成瘾问 题才得以根除。胜利后的英国人没有手下留情，反而变本加厉。他们强占了香港岛作 为殖民地，并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进行令人发指的破坏行动。就连位于北 京城外中国皇帝的颐和园也未能幸免。更过分的是，英国强迫中国当局放 弃关乎主权的一些基本权利。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英国侨民在 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个港口享有各种特权和权利。该条约的主要目的是为在这些港口的英国公民提供庇护，使其不受自 大而又反复无常的中国政府的约束。根据条约，英国侨民受英国法律保护，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因此中国虽然名义上对这些港口地区拥有主权，但 中国政府对那里的英国侨民却无权管辖，以至最后对其他国家的侨民也无 权过问。这种极不寻常的规定叫做“治外法权”。当时与中国有贸易往来国家的公民，通过选举成立各自在中国的市议 会或市政委员会。为了确保治外法权在上海有效地实施，中国老城墙以外 的地域划给这些市政委员会来管辖。起初这些地方当局包括英国、法国和 美国。他们这种类似主权形式的统治是以各自驻扎在中国的军队为后盾的。这样一来这些外国侨民的人身安全能得到适度的保障，他们可以在与自 己本国相似的环境下从事商业活动，这其中也包括万恶的鸦片贸易。这一切起初是为了确保利润丰厚的贸易可以继续进行，并为为数不多 的英国和其他国家商人提供一块小小的保护地。然而，虽然创造安全环境 的目的是使外国商人得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倒也成了这保护地 的主要受益者。鸦片战争战败使中国统治者蒙受了耻辱，而战后英国人对其租借土地 强加的法律也更使中国统治者失尽颜面，之后中国发生政治动荡。无辜的 老百姓深受动乱之害，他们逃往外国在中国的保护地，也就是被称为“租 界”的地方寻求庇护。虽然在那里中国人不能享有与外国人同样的政治权 益，但却可以得到更多的人身安全和就业机会，因此大量的中国人涌入租 界。那些外国当局一开始对租界内迅速增加的中国人口感到惊愕，但却无 力阻止。不过上海很快完成了她真实的使命，成了一个重要港口和制造中 心，需要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大量涌入的中国人口很快就成了上天对租界 的恩赐。P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