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利用近现代的成果,首先得承认“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是有普遍意义的。注释古书是这样,校勘更是这样。后校较前校多了科学成果的积累,后注较前注多了可资参考的观点和材料。因此,除了那些粗制滥造的东西之外,凡是近现代严谨的学者所做的校勘工作都应当是值得重视的。比如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是国家组织全国的学术力量协作完成的。每一史的点校,都是由该史的最有声望的学者领衔进行的。再如《管子》一书,清代为之校订笺释的名家十余人,近人许维通、闻一多也作了校释。郭沫若以许、闻两家所校为基础,组织人力加以修订增补,于1956年出版了《管子集校》。这个本子取材丰富,考订多精,自然是后来者居上了。宋刊《十三经注疏》是一个好的版本,但是却不能和附有阮元校勘记的相比。我们整理古籍,对清代精刻精校本和近人在前人(主要是清人)基础上做的校订都要给以高度重视。有了好的校本,再来做词语的注释和其他工作,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四)充分占有材料,讲求校勘方法
不论是一部书的专门点校,或者是在注释中进行校勘,都必须以广泛地占有材料为前提。我们在一部严肃的注释和校勘本的书前和书后,往往可以看到一个使用、参考书籍的一览表,这是必要的,有利于提高这一部校勘或注释本的信誉。比如《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每一经前都列有参考书目。这样做还可以说明今本的完成与前人的研究成果是何关系,说明成绩取得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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