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农，1961年生于北京，编审，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辑。1984年进入中国书店，1989年负责中国书店出版社古籍编辑、出版管理工作，曾主持《北京通史》、《海王村古籍丛刊》，《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北京旧志汇刊》等国家重点项目的编辑出版工作。长期从事北京书肆史研究，著有《琉璃厂》一书，撰写的《北京古旧书业与北京文化发展》、《北京书肆业的文化功能》获全国出版优秀论文奖，先后发表北京史以及古籍编辑专业论文二十余篇。

    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那个时期特有的政治环境、文化氛围和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取向，自然要产生不同的文化消费需要。图书作为反映政治、文化和人们精神享受的特殊的载体，它的出版、发行和阅读，都会折射出各个不同阶段的历史文化风貌，自然也就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纵观北京当代图书阅读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发展阶段：<br>    第一阶段：1949～1956年，恢复、调整和发展初期；<br>    第二阶段：1956～1965年，曲折发展的阶段；<br>    第三阶段：1966～1978年，“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期反复阶段；<br>    第四阶段：1978～1989年，图书出版的复兴及改革开放的发展新时代；<br>    第五阶段：1990至今，逐渐走向文化多元的读书生活。<br>    纵观当代北京阅读历史的五大发展阶段，应该说前四个阶段图书的出版及发行主导着人们的阅读，而读者的阅读热点和情趣对图书的出版所产生的影响作用要相对小一些。而第五阶段，也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民众的阅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左右着图书的出版、传播。从图书撰写、出版到表现方式、流通形式等等都在发展着本质的转变，以适应当代民众对图书阅读需要的变化。这样一种本质的演变，是文化发展的飞跃的具体体现，是人们思想进一步成熟的表现，是我们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以及人们的文化消费理念客观需要的折射。<br>    对当代北京图书阅读历史进行研究，就是要从另一个侧面，对当代北京的文化发展和人们的思想变化进行新的诠释，让人们在历史的回味之中得到启迪，在历史的记忆中寻找我们曾经走过的路。

    第二章  当代北京读书的第一次高峰<br>　  二、学习“苏联老大哥”引发的以苏联文学为主的读书时尚<br>    上世纪50年代，由于国际环境的影响和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封锁，使得中国在整个50年代的对外关系上呈现出“一边倒”的外交走向，而“苏联老大哥”的社会主义建设又成为人们竭力学习效仿的榜样。因此，整个50年代，不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文化发展，苏联的影响随处可见。京城之中，身着列宁装、布拉吉成为女性服装的潮流，头戴大檐帽的军官和船形帽的士兵可以明显地看出苏联红军的痕迹。而北京新建的“苏联展览馆”（即后来的“北京展览馆”）更是像一座新建的冬宫矗立在西直门外。而作为刚刚起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中也大量地依靠苏联的援助。不论是工业、城市建设、教育、文化以及军队建设等方方面面，都有苏联专家的身影。上世纪50年代，特别是“一五”建设时期，苏联先后向中国派遣了五千余名专家。这些专家大约三分之二都集中在北京。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当年就是为苏联专家而建的宾馆。上世纪50年代浓厚的苏联情结，自然直接反映到北京城的图书阅读之上。<br>    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苏联老大哥”在图书阅读上带来的最大的影响一是文学作品对一般民众的影响，一是一些科技类图书带来的人们的阅读热点。若以对一般民众影响突出者为标准衡量，那么苏联的文学作品的传人对人们的直接作用是最为突出的，尤其是对当时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一代，在其世界观的成长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苏联情结”的印记，这种影响，远远超过其他的外国文学作品。<br>    当时，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先后出版了苏俄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经典文学作品，比如：《毁灭》、《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尼古拉耶娃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比留柯夫的《海鸥》，凯特琳斯卡娅的《勇敢》，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法国作家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萨克雷的《名利场》，等等。<br>    前苏联的小说，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在中国出版，50年代出版的法捷耶夫《毁灭》就是其中一部较为典型的。《毁灭》是前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以苏联十月革命后国内战争期间远东地区的一支游击队的战斗经历为中心，创作的一部革命题材的小说。小说反映了1919年苏联远东地区南乌苏里边区一支游击队与高尔察克以及日本武装干涉军进行浴血奋战的故事，这支游击队在俄共党员莱奋生的带领下，经历了千辛万苦，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了生死搏斗，最后19位战士杀出重围。这部小说在1927年出版，在当时的前苏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后便被译成多种文字开始流传，其中译为日文的小说名字为《十九人》。1930年年初，鲁迅根据这部小说的日文译本《十九人》进行翻译，并以《溃灭》的名字在进步刊物《萌芽》上连载。但《萌芽》后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这部小说也未能连载完。1931年，鲁迅以“隋洛文”的名字将小说全译本交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出版是名字便改为《毁灭》。大江书铺的开办人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新闻教育家陈望道，也是《供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翻译者。随后，鲁迅又自办“三闲书屋”，自费出版图书，《毁灭》一书便成为三闲书屋出版的第一本书。<br>    所以《毁灭》一书1931年上海出版的版本中有两个本子，一是大江书铺的，一是三闲书屋的。《毁灭》中译本出版后，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瞿秋白看到这部书后写信给鲁迅，称：“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而鲁迅在回复瞿秋白时也曾言他爱《毁灭》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就这部小说专门谈道：“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革命领袖所称颂，又为鲁迅视为“像亲生的儿子一般”，而50年代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毁灭》一书自然成为当时苏联小说出版的重头戏。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繁体字竖排的《毁灭》，译者姓名为鲁迅，出版后受到人们的欢迎。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横排版的《毁灭》。后来流行较广的《毁灭》一书多为后一种横排本。<br>    由于《毁灭》作者法捷耶夫曾经担任苏联作协主席、书记，五六十年代他的小说在中国自然更受到关注，法捷耶夫的另一部著作《青年近卫军》更是在中国年轻一代心目中产生波澜的文学作品。<br>    《青年近卫军》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德战争开始时，德军入侵乌克兰顿巴斯克拉斯若顿后，当地青年组成抵抗组织进行顽强斗争的英勇事迹创作而成的。1941年6月德军动用了190个师550万人，出动了4300辆坦克和近5000架飞机，从北起波罗的海，南到黑海的整个苏联西部边境发起了全面的进攻，苏德战争爆发。同年7月到9月期间，入侵到乌克兰地区的德国军队对据守在基辅地区的苏军西南方面军实施大规模的围歼战，造成苏军西南方面军四个集团军被围，损失70余万人，66万余人被俘，德军就势占领了乌克兰全境。《青年近卫军》所记的故事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德军占领了克拉斯若顿后，几十名共青团员自发地组成了抵抗战斗组织，他们以共青团流行的《青年近卫军之哥定》为名命名自己的抵抗组织，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同入侵的德国占领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让德国侵略者极为恼怒和头疼。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大多数“青年军卫军”成员被捕，德国法西斯对这些英勇的青年严刑拷打，用尽各种残酷的手段欲让这些青年屈服，但这群为自己祖国而战的青年毫不畏惧。小说最后，这些青年近卫军战士高唱着《青年近卫军之歌》走向了刑场，以英勇悲壮的结局勾画出一代青年抵抗者悲壮惨烈的结局。这部小说表现出卫国战争时代苏联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情怀，显示出年轻人抵抗入侵者的那种对祖国的热爱、富于冒险精神和具有青春活力的面貌。小说中邬丽亚和阿纳托里、谢辽萨和华丽雅、奥列格和妮娜、刘巴和列瓦肖夫等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对很多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革命+爱情”的模式对那个时代很多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而言最具有“合理的借口”，为年轻一代所憧憬。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创作于1943～1945年期间，并于1945年出版第一版。它作为讴歌前苏联卫国战争的英勇的苏联青年一代、歌颂英勇的苏联人民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而备受重视，曾先后苏联国家奖和斯大林文学奖。1947年，《青年近卫军》由我国著名外国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叶水夫译为中文，由当时的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法捷耶夫1951年俄文修订本对文中译本进行重新校订后出版，图书出版后，立即引起热销，在很多青年之中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那个年代的背景下，学习英勇的苏联共青团员，与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成为年轻人积极效仿和学习的榜样。《青年近卫军》在中国的影响持续了几代人，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读着这本书长大，60年代出生的一代，在“文革”中也时常传看着这部小说。因为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二战时苏联卫国战争中的青年团员的英勇事迹，而作者法捷耶夫又是在赫鲁晓夫时代因不满其否定斯大林而被解职以致最后愤然自杀，所以这部小说在“文革”后期的1975年曾经又一次再版。在特定的年月出版这部书，留下了很深的印记，1975年版的《青年近卫军》依据1954年俄文修订版翻译，翻译的组织者当时署名为解放军某部理论小组和“北京大学俄语系苏联文学组”，并用了《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一篇不着边际、不靠谱的文章代替了出版前言和序。尽管如此，在那个特定的时期，能读上这部书还是对很多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的。“文革”结束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不断地再版此书，《青年近卫军》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成为“红色经典”之一流传下来。<br>　　……

前言<br>第一章 共和国初期北京人的读书生活<br>北京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都，北京民众读书生活始终体现着古都文化的文明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成为全国的图书出版发行中心。图书业的发展改变了北京市民旧有的阅读内容和习惯。丰富和提高了读书生活的水平。<br>一、1949年以前北京图书业的发展及阅读群体的特点<br>二、共和国成立初期国营图书业的初创<br>三、新中国的读书生活<br><br>第二章 当代北京读书的第一次高峰<br>共和国成立后，北京人的阅读生活发生巨大变化：苏联文学成为阅读时尚；为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掀起学习科学技术的阅读热潮；革命文学“三红一创，山青保林”更是人们的追求与向往。<br>一、北京文化中心地位的强化与文化新环境的形成<br>二、学习“苏联老大哥”引发的以苏联文学为主的读书时尚<br>三、“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学技术、学科学的读书热<br>四、时代文学名著带来的京城阅读时尚<br>五、五六十年代的“小人书”情缘<br><br>第三章 “文革”时期北京出版业的起伏及读书生活的扭曲<br>“文化大革命”使北京市民读“毛著”成为狂热景象，“高、大、全”的文艺作品和八个样板戏是允许出版的主要图书，同时民间也流传“反动小说”的手抄本。<br>一、“评《海瑞罢官》”引发的京城书业灾难<br>二、“红宝书”的出版热潮及“样板戏”图书出版<br>三、阅读“暗流”：偷看“反动小说”与手抄本的传抄<br>四、“文革”后期的出版部分恢复带来的读书生活<br><br>第四章 图书出版的复兴及改革开放带来的读书热<br>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民的读书生活再次发生巨变：恢复高考带动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潮；解放思想带来了反思性阅读；改革开放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新的读书浪潮。<br>一、“文革”结束后书荒影响下的图书抢购<br>二、恢复高考及思想解放拉动的北京求知热、外语热<br>三、从“伤痕”到“改革”的新时期文学图书带来的阅读狂欢<br>四、“解放思想”带来的读书反思<br>五、京城读书环境的优化为百姓读书奠定了良好的阅读氛围<br>六、京城波澜起伏的读书热潮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br><br>第五章 京城读书生活的多元化时代<br>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图书及报刊品种的增多，内容的多样化以及电视的普及。计算机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个性阅读、多元化阅读成为一种趋势，北京人的读书生活进入了多元化时代。<br>一、快速发展的社会带来的京城读书多元化、个性化发展<br>二、多元化、个性化的阅读让读书的热潮变成一阵阵的“风”<br>三、由易中天、阎崇年、于丹和马未都热引发的读书思考<br>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