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约翰逊，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罗纳德A.库尔兹特聘）企业管理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会士。他与郭庾信合写了主要的经济博客——“基线场景”，保罗·克鲁格曼称其为必读之作，比尔·莫耶斯称其为“博客圈内容最为翔实的新闻网站”。

　　2008年毁灭性的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金融是个什么样子？ 美国仍然深受金融寡头的困扰，如今，寡头集团变得越发强大，越发有利可图，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抵抗管制。6家超级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富国银行，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拥有的资产总额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实在令人惊讶；在这6家银行的带领下，这些金融机构继续挟持全球经济，继续着过度的风险行为与“照常营业”的惯例做法，很有可能会导致另一场金融危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怎么做？
　　在《13个银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真实图景》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大学教授西蒙 ·约翰逊与著名经济学家郭庾信描述了美国民主主义与金融巨头之间的冲突：从托马斯·杰斐逊到安德鲁·杰克逊，从西奥多·罗斯福到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广泛而细致地记录了美国金融历史。两位作者很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在华尔街对政府相关政策的控制下，我们的未来已变得岌岌可危。

　　杰斐逊雪耻 安德鲁·杰克逊为美国的第七任总统，是杰斐逊思想的忠实拥护者，他对大型银行的担心到了几近着魔的程度。就像杰斐逊那样，“老山胡桃”偏爱农业共和国，不信任大城市的银行家。同样重要的是，杰克逊相信总统权力，他把主要的国家银行视为仇敌，认为必须对付之。
　　1811年，合众国第一银行的联邦特许状失效，续发特许状的立法也没有通过。但是，1812年的战争引起了经济混乱，金融体系也是一片残局，这时候政治家们觉得有必要再建一个国家银行。1816年，国会通过了建立合众国第二银行的立法，当时的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签署了该立法，授予它为期20 年的特许状。
　　1828年，杰克逊被选为总统，当时，合众国第二银行已经成为“政府的重要管理机构”，业务包括调节货币供应量，处理美国政府的日常财政收支，发行纸币，为联邦当局与私营部门的客户（包括显要的政客）提供信贷。在尼古拉斯·比德尔的管理下，该银行支持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帮助协调银行体系，主要在各州或地区一级运作。
　　然而，杰克逊出于经济与政治的理由，反对合众国第二银行。他厌恶纸币，只相信最稳定的金属铸币—金币与银币。他认为，银行以及银行家利用纸币牺牲大众的利益，扭曲经济。除此之外，合众国第二银行垄断了国家财政，给比德尔以及他的朋友们带来了权力与利益，而总统认为这些权力与利益本该属于行政部门。令杰克逊总统尤其愤怒的是，比德尔利用他的经济权力来讨好国会，使得当选代表支持他；几乎所有支持比德尔的显赫政客都是他的债务人，负债累累，其中包括当时一些政界要人，比如丹尼尔·韦伯斯特以及亨利·克雷。正如杰克逊的秘书尼古拉斯·特里斯特所说的（引用杰斐逊的话）：“这个权力的存在本身与我们政府机构的本质和精神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跟它的不端行为无关。” 1832年，比德尔与他的盟友亨利·克雷试图延长合众国第二银行的联邦特许有效期，此特许状将在4年后过期。他们的做法其实含有政治目的，希望克雷在总统竞选中能够利用这一点竞选成功。“银行之战”就此开始。比德尔指示银行扩大贷款业务，企图赢得人心。国会通过了延长联邦特许状的立法，但是杰克逊否决了此案。在杰克逊的否决咨文中，他谴责了联邦最高法院（关于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争论，最高法院最终赞成了汉密尔顿的想法，判定合众国第一银行符合《宪法》），同时抨击了纸币的发行（“国会建立了铸币局来铸造硬币……《宪法》只承认铸币局铸造的硬币，也只承认铸币局规范的硬币价值，国会采用的外国硬币也是《宪法》所承认的”）；此外，他还维护了各州的权利，抨击了经济名流（“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权贵们常常为了一己私利，使政府的行为屈从于他们”）。私底下，杰克逊的话语更为直接，他对马丁·范布伦（他于1832年的竞选伙伴）说：“合众国第二银行，企图除掉我，但是我会除掉它的。”1832年，杰克逊击败克雷，再次当选总统，这个否决案也就继续了下去。然而，比德尔绝不会轻易认输。当杰克逊开始将联邦政府的存款从合众国第二银行转存到他“最爱的银行”时，第二银行要求用州银行发行的汇票进行支付，并且将贷款减少了500万美元，紧缩了货币供应，并将利息翻倍达到12%。比德尔希望，通过损害经济，能够引起民众对杰克逊的反对；但比德尔的做法，恰恰证明了杰克逊的担心是对的，那就是实力强大的银行会毁坏经济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摧毁全美最高效的商业银行，或许不是一个宏观经济管理上的范例，特别是以今天的标准看来。杰克逊的否决案很有可能减缓了综合性支付与信贷系统的发展，这样的综合系统在当时欧洲比较发达的国家已经出现了。没有了主要的国家银行或者说中央银行，就等于失去了稳定金融体系的能力，因此，19世纪余下的时间，美国也经历了严峻的经济周期。
　　但是，这场银行之战的重要性并非体现在经济上，而是体现在政治上。
　　杰克逊反对发放新的特许状，尽管他的经济依据比较薄弱，但是合众国第二银行的行为证明了雄厚的私营银行会带来政治危机。比德尔用尽一切方法，贿赂、哄骗，甚至强迫国会议员站在他这边，反对总统。并不是所有支持银行的人都是为了钱。但是，当这场较量猛烈展开时，丹尼尔·韦伯斯特写信给比德尔，“我发现我的律师费并没有照常发放。如果要我继续保持与银行之间的关系，那么最好照常发放律师费。”更令人忧虑的是，比德尔企图利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至少在杰克逊的支持者看来如此。首先他扩大信贷以赢得政治支持，而后又扣押信贷（且引发了经济衰退）以惩罚杰克逊。这些正是杰斐逊所担心的。
　　杰克逊与杰斐逊都将强大的银行视为一股腐败力量，认为它会破坏民主政府的正常运行。尽管这并非定论（合众国第一银行没有成功延长联邦特许状，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在政治上处于弱势），但银行之战让我们意识到，为达成政治目的，金融权力会被人滥用。杰斐逊与杰克逊不认为政府能够控制金融，他们也远远想不到将来会出现由技术专家控制的现代中央银行。他们担心强大的私营金融机构会拥有过大的影响力，甚至超过政府。在合众国第二银行与没有国家银行之间，杰克逊选择了后者。因此，美国的中央银行业务发展缓慢且不正规，特别是与欧洲国家相比。不过即使受到阻碍，在19世纪，美国的经济仍旧持续创新与发展。
　　最为重要的是，杰克逊的胜利确保了强大的私营银行无法立足于政治权力中心，更无法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谋取利益，无法抑制竞争，也无法阻碍更为全面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美国或许可以避免同期发生在墨西哥与巴西的灾难—一小撮经济名流控制集权银行部门，带来惨痛的经济后果—最近出现的新兴市场也遭受了同样的灾难。假设杰克逊在银行之战中战败，合众国第二银行有可能逐渐发展为一家现代中央银行，也许并不会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扭曲政治体系，但杰克逊是不愿意冒这个险的。他对金融名流素有的偏见和对增强总统权力的渴望导致美国的金融体系过于零散，权力过于分散。一旦宏观经济出现混乱，这样的金融体系易受打击。但总的来说，它能够为逐渐发展的商业部门提供所需资本，而且短期内也不会产生一小撮掌握过多经济政治权力的名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