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保尔森，美国前财政部长，入主财政部之前曾担任高盛集团的总裁。 
    1946年，保尔森生于美国中西部，在一个小镇的农场长大。1964年就读于达特茅斯大学，是美国常春藤名校最佳橄榄球手之一。大四时，保尔森认识了温迪，温迪后来成为保尔森的夫人。1968年，保尔森进入哈佛大学商学院，获MBA学位。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保尔森出任总统幕僚助理和白宫内务委员会成员。 
    保尔森的得意之作，是自1999年担任高盛总裁所取得的业绩。任职高盛期间，保尔森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金融高手之一，一度被美国媒体冠以“华尔街权力之王”的头衔。 
    2006年，保尔森接替约翰·斯诺，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很快，保尔森就面临着一大考验：拯救峭壁边缘的金融系统。

    保尔森是美国建国以来最有中国情结的财长，自始至终对于中国拥有一份真挚而持久的友好感情。即使在这本关于金融危机的回忆录中，他都情不自禁地提到了他与中国的特殊关系，记述了与中国朋友的相互信任和密切合作。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执主任 胡祖六

    伴随着这本书的阅读过程，我无法摆脱的是这样一些问题：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呢？可能发生在中国吗？中国将来要为自己的金融变局支付什么样的代价呢？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汪丁丁

    无论是大萧条还是次贷危机，是犹存的高盛还是已逝的雷曼，是壮年传奇的格林斯潘，还是万年落寞的保尔森，其行其言对短暂的人生而言皆可资治或赏析，对于恒久的历史而言都成尘埃寂然无痕。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 钟伟

    2008年从美国华尔街蔓延开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留给这个世纪的最重要的话题肯定不再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金融的脆弱性，而是我们如何拯救即将坍塌的金融系统。这本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它涉及我们已有的信仰、教条、理论和制度，涉及政府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平与正义以及法律和宪政。拯救危机行动中的主要人物、美国前财长保尔森的这部回忆录为我们披露了华盛顿高层以及他本人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进行的不为人知的辩论、妥协、决策和行动的内幕，让人大饱眼福。
    ——经济学家、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

    真实，生动，紧张，刺激。在世纪金融危机的高压下，位于权力中心的重量级玩家，权衡的是上级发出的指令、下级通报的形势、媒体转达的民情、以及自身的经验和直觉，市场信念和数学模型则无足轻重。
    ——北京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薛兆丰

    当我在1973年12月作好了离职的准备，总统让我去见他。我走进椭圆形办公室，与尼克松简短地聊了一会儿。此前我曾提出一项旨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建议：取消城市中心区和其他破败地区的物业税，用一种增值税取而代之，特别是国家销售税，然后用这部分资金来建立一种教育券系统。“我想跟你说说增值税的事，”尼克松说，“我喜欢这个主意。我之所以没有采纳它，是因为自由主义分子们会抱怨说它是一种递减税，它确实是。但如果他们真的碰过它，他们就会喜欢得再也不肯放它走，因为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带来那么多的钱，满足所有那些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工程的需要。”
    水门事件的余波为我寻找新工作留下了充足的时间。我选择了高盛，因为我想在中西部地区发展，而且投资银行让我有机会在同一时间接触各种各样不同的项目。高盛在芝加哥很强势，他们的人也令我印象深刻：芝加哥高级合伙人吉姆·戈特(Jim Gorter)，纽约年轻的合伙人鲍勃·鲁宾，还有史蒂夫·弗里德曼(Steve Friedman)。我在政府的工作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你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工作跟你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同样重要。
    那时候的高盛还没有到达它的巅峰时期。它不是顶尖的承销商或并购顾问，与后来的高盛相去甚远。实际上，它的项目寥寥无几。我先是在纽约接受了一年的培训，然后被派到了一个所谓的投资银行服务部门：我们就是一帮无所不为的多面手，研究各个金融领域，负责客户关系管理。
    那一年过后，温迪和我搬到了巴灵顿，买下了我父亲15英亩土地中的5英亩。然后我们各自向父母借了一笔钱，造了一栋我们到现在还称之为家的房子。那是一栋朴素的房子，位于一片林地的边缘，那片林子坐落在一个山头上，俯瞰着一片青草绿地。我用一台电锯开辟出了一条车道，建起了护墙，敲碎巨石盖起了我们的壁炉。颇有机械天分的温迪亲手安装了中央真空吸尘系统，还为孩子们建了一个大大的游乐场。
    或许是因为我有点秃顶，看起来不像28岁那么年轻，高盛才早早地就开始派我去拜访客户。这是很少见的。在白宫与总统和内阁部长们共事的经历给了我直接与企业高管打交道的信心。高盛的中西部地区主管吉姆·戈特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告诉我，只要我保持耐心，永远把客户放在第一位，我迟早会出人头地。
    他是对的，但说来容易做来难，我感到肩上的担子不轻。过去，只要做一个聪明和勤奋的人就足够了——成功自然会随之而来。但现在，我还不得不说服其他人信任我，而且每一个潜在客户都已经是别人的客户了。但我工作很卖力，赢得了一大批中西部的客户。可以说，每一个客户都是拼命争取来的。比如，当时还叫做联合食品公司(Consolidated Foods)的莎莉蛋糕(Sara Lee)公司本是摩根士丹利的一个老客户，但是我一次又一次地拜访他们，带去一个又一个的新点子，先通过许多小交易与他们建立关系。最终，我们做成了更大的买卖。在这个过程中，我与公司的CEO约翰·布赖恩(John Bryah)成了好朋友。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我欣赏他作为企业管理者的才能，也欣赏他的价值观：他在工作之余是个积极的慈善家。他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当高盛上市时，我说服他加入了我们的董事会。
    与人建立关系有很多种方式。社交活动有帮助，但我喜欢的方式是展示自我。我那种直来直去的作风，客户们需要点时间才能适应。我希望人们感觉到他们每一次与我见面都能从我身上学到点什么。我会给客户们各种各样严格来讲与投资银行没有一点关系的建议：比如企业战略、海外竞争，甚至是管理人员的素质。当时正值敌意收购和杠杆收购大时代的开始，而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给很多公司提过有关如何抵御敌意收购的建议。
    办公室的繁忙可能导致家庭问题，那段时间，我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我回到家中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没心思照管年幼的孩子们。由于没钱完成卧室装修，我们只好住在一间开放式阁楼上，孩子们就睡在旁边的屋子里。我有时候会把自己锁在厕所里，静静地看着《体育画报》(Spons Illustrated)来放松自己。温迪忍无可忍地向我摊牌：我必须尽到自己的责任，早点儿回家，给孩子们洗澡、讲故事，哄他们上床睡觉。
    在戈特的支持下，我改变了工作方式：下午4点30分离开办公室，赶4点42分的火车，5点25分到家。吃过晚饭之后，我给孩子们读故事书。在我的“训练”下，孩子们已经习惯了我读一个睡前故事的那种闪电般的速度。有一次温迪走进来抱怨说：“慢一点念，要带着表情。”我只好听她的，但我刚一开口，两个孩子就大叫道：“不，不！按爸爸的方式念，不要按妈妈的方式。”孩子们睡着之后，我会拿起电话开始联系客户，而他们会说：“我的老天，你还在办公室里？”
    每当我讲起这个有关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的故事，别人就会说：“保尔森，你这个混蛋，你使唤起别人来比高盛的任何人都要狠。”说的不错。但我一直对高盛的人说：“安排你的生活并不是你老板的责任。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规划你的工作和你的职业生涯，那么你也需要下同样大的工夫去管理你的私人生活。要学会说不。记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知道埋头傻干的人不会获得成功。”
    现在，阿曼达是芝加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中西部总编。她和她的丈夫乔希有两个孩子。梅里特是棒球联盟波特兰海狸队和波特兰Timers橄榄球队的老板。他和妻子希瑟有一个女儿。
    我慢慢地对管理产生了兴趣。当戈特被提升为高盛投资银行业务主管，他鼓励我接管了中西部地区。我加入了几个战略规划委员会，1990年，当约翰·温伯格(John Weinberg)从高盛cE0的位子上退下来，他的接班人史蒂夫·弗里德曼和鲍勃·鲁宾任命我与鲍勃·赫斯特(Bob Hurst)和迈克·欧弗罗克(Mike Ovellook)共同掌管投资银行业务。我还受命制订我们的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的发展计划并监督这项业务。当我们决定开拓亚洲市场，纽约的同事们对我说：“芝加哥离亚洲的距离比纽约更近。你为什么不试试？”
    我喜欢挑战。亚洲，特别是中国，近年来正在迈入不可思议的繁荣时期，而当年那个时候我们在亚洲大陆依然无所作为。我与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首次会晤是在1992年，那一年，当时还在经营自己的公司、后来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陪我会见了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我们谈到了经济改革，江泽民告诉我他一直在读有关美国经济的材料，他还列举了他知道的一些美国大公司，比如通用电气、波音和IBM等等。接下来，他直视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

作者序
主要人物一览表
第一章 接管“两房”
第二章 高盛岁月
第三章 入主财政部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
第六章 峭壁边缘的金融世界
第七章 国会山
第八章 为雷曼寻找买家
第九章 雷曼的末路
第十章 下一家会是谁？
第十一章 最后一道防线
第十二章 玩金融还是玩政治
第十三章 打破僵局
第十四章 金融大鳄们
第十五章 美国大选与救市
第十六章 拯救花旗
后记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