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为长江口一颗璀璨的明珠，屹立在当今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东方。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后产业结构调整和东部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力开发浦东新区之后，这颗东方明珠便以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今天，上海既是长三角经济圈的中心，也是中国最具国际化气息的城市之一。拥有这种种城市殊荣，也难怪一些上了年纪的上海居民仍旧将上海以外的地方称为“乡下”。今天，在这座常住人口超过1300万的城市中，从中国各地蜂拥而来的淘金者比例已经大大超过了土生土长的上海居民。在当今长三角“一小时经济圈”“两小时经济圈”的经济发展格局里，老上海人所指的“乡下”只不过是一个地理意义，或者说是一张车票的意义罢了。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城里城外、乡里乡下，则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归宿，也象征着两种不同的人生命运。<br> 新中国的建立从根本上结束了国内长期战乱的局面，人们期望的平静生活开始了。1951年的一天，在上海滩一户普通李姓家庭里，伴随着一声哇哇啼哭，一个婴儿降生到了这户人家。已经有一位千金的李家父母期待这个新生婴儿未来“如心所愿，事业有成”，故给其起名李如成。后来，李家响应政府“人多力量大”的号召，又添了两位公子、一位千金，至此，李家可谓人丁兴旺。<br> 一个草根家庭、几位寒门兄妹，与当时所有的同龄人一样，李家兄妹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在共和国温暖的怀抱中快乐成长。童年生活简单而快乐。很快，时光进入1957年。新中国进入经济规划中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政府举全国之力，开足马力以“超英赶美”的激情掀起了新一轮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在这样大张旗鼓的建设浪潮中，“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高产”。但凡影响全国经济建设这辆高速列车向前之势者，或者与中央思想主张不协调者，都有可能被人为地定为“右派”。在当时，一家人中一旦有一人不幸掉进了“右派”的政治深渊，那么整个家庭将会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而在1958年，李如成的父亲因思想过于“保守”、对中央思想理解不透而不幸卷入了那一个反“右派”的政治漩涡中，头顶着“右派”的大帽沦为阶下囚。<br> 当时，李如成还是一个7岁大的孩子。李父入狱之事对李家而言简直是晴天霹雳，任何人都不难理解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入狱会给整个家庭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直到今天，李如成本人也不太愿意提起那一段充满伤感、改变一家人命运的悲伤往事。李父的入狱使本在正常道路上行走的李氏一家生活突然出现拐点。在一切都可上纲上线的时代，如果家庭中有一个人不慎掉进入政治深渊，那么接踵而来的则是整个家庭经济上的拮据以及生活上的窘迫。政治上落难的李家每天都要面对一些邻里异样的眼神，有些平日里相好的街坊也开始与这个家庭划清界限。李母带着几个儿女已经相当不易，每天还要四处奔走为丈夫喊冤，整个家庭濒临破碎。上海城市很大，但却没有一个“右派”家庭的生存空间。面对无法在上海滩立足的现实，好心的邻居劝李母携带一家大小，到“乡下”投奔亲戚。<br> 上告无门、精神受到极度刺激的李母无奈之下，只有听从邻里的好言相劝，携一家六口来到宁波投靠亲戚。那一年，李如成7岁，姐姐9岁，二弟5岁，三弟3岁，小妹不满周岁。<br> 李家几口怀着悲愤而眷恋的心情，带着对生活的最后希望，放弃万人拼命追捧的“城市户口”，离开了“繁华”的大上海，几经辗转，来到宁波，只为投靠亲戚寻求一根可以维系生活的救命稻草，这成为李如成人生中的第一次流放。到达宁波后，这里的人们同样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们，因为这些“乡下”人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身处大上海的、拥有着万人向往的“城市户口”的大家庭会来到“乡下”谋生。对于这些曾同为“五口商埠”的宁波人来说，定居大上海是祖辈们努力拼搏的奋斗目标。而“城市户口”则是大多数的“乡下”人遥不可及的理想。但是，看到一个精神受到极度摧残的妇女带着几个尚不谙世事的孩子来到“乡下”，却不见这几个孩子的父亲时，大家似乎都有所领悟。善良朴实的“乡下”人谁也不会在一个家道中落的家庭伤口上撒盐，而是希望能帮助这个“流浪之家”渡过难关。<br>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一直对父亲所受的冤屈无处申诉，精神萎靡，但为了这个家，又不得不含辛茹苦地辛勤操劳。李如成和姐姐是家里年纪稍大的孩子，在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里，母亲的辛酸全装在姐弟俩的眼里。为了让母亲轻松一些，李如成和姐姐开始学着做些活以减轻家庭负担。李如成用自己那双稚嫩而勤劳的双手为他人编织了一个个草帽，换取劳动报酬，补贴家用。<br>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人民日报》发表党中央的最高指示，要求知识青年应该到广阔的农村去，要上山下乡，千百万年轻的初高中毕业生怀揣着建设祖国的理想与激情，被送到各地的农村劳动。“文化大革命”来临的第一年，李如成刚满15岁，当其他人被鼓动下乡插队时，李如成却把这次真正意义上的“下乡”当作是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一次机会。他未与母亲商量就自己跑去报名当“知青”，尽管他知道自己仅仅是一名初中毕业生，与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青年”相去甚远。当时他的体重只有68斤，身高还不到1.5米，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跟着自己的姐姐去插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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