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萌芽破土（1）
1976年，农历上的闰八月年，北部沿海的河北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官方统计23万百姓丧生。数十年后的今天再回首历史，何止23万！中国向何处去？农民，占人口80%的农民掀起了“单干风”，挑战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单干”在这段历史里的意义是取消人民公社，土地名义上是集体的，但把土地分给农民自己生产，按一定比例上交粮食给国家。“单干风”在仅仅几年内就获得了胜利。
在这股“飓风”狂扫大地之后，产生了包括农民自己在内的所有国人都预料不到的历史新起点。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改革浪潮，民（私）营经济在这一浪潮中崛起，又推动着浪潮前进。以1980年为开端，除了1989年及其后两年受到影响外，民（私）营经济在10年的发展中均保持高速增长。它所释放的巨大能量令世人仰望灼目，特别是1992年以后，好似卫星上天，但不是仅发射于西昌，而是于中国任何地方。高速度和大能量所带来的内涵是高增值，即资本积累率高于全国其他所有制经济，也高于国际水平。
铤而走险的“不归之路”
民（私）营经济在什么样的舆论和环境下呱呱落地？让我们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民企在一些地方刚刚崭露头角的那段时光。当时，“单干风”还能理解，可是雇工的民企、资本家及剥削者的实事和新闻一传开，对于长期受社会主义观念和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国人来说，简直是咄咄怪事。一时间，怀疑、否定、说不清的负面议论连绵不绝，只有少数人正面肯定。北京附近的蓟县，一个年仅20多岁的团支部书记，背着挎包进了城，急想问一问，一位曾经在他村里插队的并于1978年考上大学的知青朋友。朋友的回答是赞同，可年轻的农村人还是无法理解雇佣工人怎么会合理，这不是剥削吗？
石狮、温州、傻子瓜子、杨百万，这四大例子令人伤脑筋。
敢于冒险，必有其因。
听说过石狮么？别说西方人，大部分国人在20世纪80年代前都没有听说过。石狮镇在福建省沿海的中南部，泉州地区晋江县一个不起眼的临海小港口。那里多是砂石地，土壤贫瘠，居民生活贫困。早先海禁未开的明末清初就有人背井离乡，漂流到南洋各地谋生。海外的中国人怀念家乡的情结很重，但由于政治和地缘的关系很难回去探亲。有些富裕的闽南人汇钱或寄些衣服物品周济自己的亲友，这一带便称作“侨乡”。文革前后，人们吃穿都很困难，哪家有海外寄来的物品是十分让人羡慕的。穷不一定傻，石狮人并不短视，衣服舍不得自己穿，物品舍不得自己用，统统摆到集市上卖。很快，五颜六色的服装、实用小巧的日用小商品点缀和丰富了单调的市场。20世纪80年代初，石狮就从农村集镇鲤鱼跳龙门一跃成为闻名全国的服装市场。不过几平方公里的城区内，18条商品街纵横，8 000多个商铺林立，海内外来客每日不下5万名，可谓“万商云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石狮在闽东南沿海迅速崛起。自1988年建市以来，作为福建省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和对台经贸窗口，仅有160平方公里、30万人口的弹丸之地，纺织、服装为主导的产业却迅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作为全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发源地之一，石狮以纺织服装为主导，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服装集散中心，形成以服装加工生产为核心，涵盖纺织、漂染、成衣加工、辅料生产、市场营销等各个领域的完善的产业链。
国人习惯单一的红思想、绿军帽、灰衣服、黑布鞋，见了石狮觉得此地乌烟瘴气。广东福建沿海许多城镇就是这样活络起来，从舶来品的诱惑到繁荣集市贸易，接着又利用外来信息和关系发展来料加工，发展服装业、小日用品经营。这一商品和市场意识的起步，带动了整个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和民（私）营经济。他们摆脱了贫困，也历史性地告别了中央计划经济的“精华”——长期注重传统大型重工业的笨重、效益低的固守体系。这就是广东福建早期经济开放的浪潮，乌烟瘴气吗？不，是万帆竞过，一片繁荣景象。
温州地处浙江省丘陵地带，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温州人说他们自己只有“死”路（水路，温州方言“水”音同“死”音）一条，形容当时人多地少的贫困状态，只有外出打工，做生意。由于历史环境的“基因”，使温州人生来就能吃苦，擅长手工艺，练就了一身买卖经。这种禀性即便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绝迹的时候，也不可能泯灭。因此，文革后期国人就听说温州那里经常闹“资本主义”，也经常批“资本主义”。20世纪70年代，温州人开始注意到大城市生活虽比农村富裕，但并不方便。他们根据城市人的需要，用手工制作那些烟囱林立的国营工厂不生产的小商品，并涌向外地贩卖。温州人以生产小商品起家，又带有极大的流动能量。南方铁路、水路各线常常看见温州人上上下下，火车、江船的货柜标签上也常常写着发自温州的地址。温州人很快跑遍了全国。80年代中期，内蒙古草原和云南省中缅边境都有温州人修鞋、缝制衣服的踪影。温州人在“死路”一条的环境压迫下迸发出的经营方式，以“动”和“活”打破了中央计划经济下市场渠道滞泄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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