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湖北浠水人。196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新华社工作35年，1984年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92年评为高级记者。从1992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多年兼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境外大学多次作过访问学者。在工作期间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新闻、通讯、特写、调查报告、报告文学等作品，发表了数百篇政治经济评论和学术论文。
　　他写的调查报告有多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办公厅文件、国务院文件转发全国，三十多篇被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对实际工作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1986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1990年修订版改名为《技术贸易学》）是国内这一领域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他出版的学术专著《邓小平时代》、《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01年从新华社退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改革》等多家杂志的编委、顾问。2003年加入《炎黄春秋》杂志社任副社长至今。

　　《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作者经历了改革前后中国两种政治经济体制，还有幸对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整个历程进行了新闻采访和跟踪调查。三十年来，作者除了发表了大量的关于改革的新闻报道以外，还发表了数百篇关于改革的评论。这些评论文章不仅用通俗的文字介绍了有关改革的经济知识，还不时抨击了改革中的问题。改革发表时曾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有的文章还引起高层领导人的重视。本书分别从银行漫谈、股市浅说、财富流动、财政随笔、宏观经济、企业改革、当代老板等十几个大方面归纳选择了一百余篇评论集成此书奉献给读者。相信读者看了这本书后，不仅会加深对中国改革的了解，也会加深对中国过去和未来的思考。

　　夹缝中的财神爷
　　我的一位朋友在某地担任农业银行行长。日前进京时显得疲倦而憔悴。我说：“财神兄，搞市场经济，你可大有作为啊！”他苦笑了：“我现在是在夹缝里过日子，两面受挤。作为专业银行，亏损了不好交账。可是，政府让我干的都是赔钱的买卖。”他扳着手指头向我算了一笔账：他们承担了大量的无息或低息贷款，如农副产品收购贷款、扶贫贴息贷款、农业开发贷款、预购定金贷款等。这些政策性业务占他们贷款总规模的60%。
　　我国的专业银行转变成商业银行是大势所趋。但是，目前专业银行还身兼两职：既要它像企业一样完成利润指标，又要它按照政府的意图进行没有收益的政策性贷款。这样，它们就处于两难境地。或者偏重社会利益而不能自负盈亏，或者偏重自身利益而不顾社会利益。
　　专业银行要变为商业银行一个前提条件是，只从事商业性贷款，不能兼管政策性贷款。那么，政策性贷款由谁来发放呢？成立政策性银行。
　　政策性银行的职责是专门从事政策性贷款。它的特点是：完全服从国家政策的需要，不以盈利为目的；它发放的是有利于社会大局稳定的特殊性贷款，它对局部利益小于全局利益、近期利益小于长远利益的项目进行贷款。它的利率水平与市场利率不同，根据国家倾斜的需要，实行低利或微利经营。今后几年的政策性贷款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支持大型机电产品出口的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
　　二、基础设施(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所需要的贷款；
　　三、重要物资(例如农产品)的储备和农副产品收购所需要的贷款；
　　四、扶贫贷款、救灾贷款等重要的专项贷款。
　　等等。
　　政策性银行实际是政府的金融机构，它的资金具有一定的财政性质。但它不是财政，它的资金活动还是以信用为基础。它的贷款一定要还本付息，使它能够保本经营。它不是各级政府的钱口袋，不是福利机构，它也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策性贷款应当由该项政策的决策者承担风险，谁确定的优惠利率谁负责贴息，谁安排的政策性贷款谁承担补贴。政策性银行不参与商业银行竞争，但要接受中央银行的监督。
　　政策性银行一般不吸收社会存款，对社会公众不直接构成债务关系。它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一、财政拨款；二、中央银行再贷款；三、向社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四、社会保障基金的经营性余额；五、间接运用邮政储蓄。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政策性银行是专业银行而不是综合银行。以日本为例，它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有：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输出银行、海外经济合作基金，还有十大金融分库。在十大金融分库中又有明确的专业分工，如住宅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医疗公库、环境卫生公库、北海道东北开发公库等。美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也有详细的专业分工。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在建设初期也应有专业分工，但不会有国外那么详细。据可靠消息，我国将成立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政策性银行。
　　走出夹缝天地宽，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分开以后，商业银行和政策银行都有广阔的发展天地。
　　挤兑风波和银行“信用”
　　1965年1月24日的香港，像平常一样热热闹闹。谁也不会想到要发生什么大事。一位客户拿一张海外支票到明德银号提款，明德银号拿不出钱来兑现，消息马上传开，在这里存款的人无比恐慌。大批客户蜂拥到这家银号门前，急切地要求提出自己的存款。焦急、叫骂、哭喊、乱作一团。该银号无法控制局面，眼看大难临头，只好请求政府出面干预。于是，政府下令关闭明德银号。明德事件引起了连锁反应。在其他多家银行门前都排起了挤兑的长龙。这场银行风波一直持续了几个月之久。
　　居民把钱存入银行，最起码要求是保证金钱的安全。一旦有储蓄不安全的信息，储户会马上把钱取出来。这就出现银行最害怕的“挤兑”。存款是银行的债务，“挤兑”就是所有的债权人同时到银行去讨债。据说英语“破产”一词来自最早建立银行的意大利，其原因是银行不能偿还债务，债权人群起砸坏柜台的一种情况。
　　如果说银行是经营货币的商店的话，那么，这个商店完全是靠信用来维持的，没有信用，谁敢把钱存在这里？所以称银行为“信用机构”。信用，它对银行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某家银行的信用出了问题，而且得不到支持，这家银行就难逃破产的命运。
　　银行的信用就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储户存款的安全。为客户保密是措施之一。瑞士银行的工作人员如果泄露有关客户的情况，轻则罚款，重则判刑。瑞士银行对外国主要人物的巨款都有密码和暗记，只有存户本人和银行的两、三个最高级的职员知道。所以，大量外国资金流入瑞士。最早外国人存入瑞士银行的钱没有利息，有一度存款超过一定的额度还在倒贴利息。无息或负利息并没有阻止外国钱财源源不断的流进瑞士银行。1979年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为一居民找到了30年代失落在国外的29万美元。我当时报道了这一新闻，一时引起轰动，但我至今还不知道这位居民的姓名，因为银行一直对我保密。
　　客户能够随时提取自己的存款是银行信用的根本所在。我们有些银行没有钱支付储户的提款时，常用的办法是在门前挂上“今日学习，停止营业”的牌子，这实际是一种逃债的行为，是有损信用的。
　　为保证客户能随时取到钱，银行至少得做好两方面的事：第一，它放出去的贷款能够收回，它必须选择有信用的贷款对象。信用是双方的。银行有信用，客户也得有信用。这个信用不仅是指道德上的，而且以财产作保证的，它是通过资产和资信评估机构进行科学评估并行登记的。没有信用的人和企业到哪里也借不到钱。第二，它不能把客户的全部存款都放出去赚钱，它必须留下足够的钱来准备客户来提款。这留下来应付客户提款的钱叫做“准备金”。准备金加上可以贷出去的钱俗称“头寸”。
　　为了防止出现挤兑风波，中央银行规定了准备金占存款余额的比例，称为“法定准备金率”，简称“准备率”。我国目前要求专业银行的准备率为13%。这13%的钱交中央银行管理，另外还要求专业银行再留8%的备付金。按规定，商业银行每天结账时都要保证准备金符合中央银行规定的比例。不够这个比例就不能“轧账”。必须通过同业拆借或其他办法调动头寸，当晚把这笔钱补足。
　　为了保证存款的安全，一些民办银行较多的国家规定了开办银行的条件——例如它们必须具备最低数量的资本等。有的国家的政府建立存款保险公司，对存款进行保险。
　　我国的银行都是国家开办的，它的信用由国家担保，信用是不成问题的。但目前专业银行还不是商业银行，它还吃国家的“大锅饭”。今后要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就得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这时，商业银行的信用问题就显得重要了。
　　平均分配也是一种不公平
　　社会分配不公平，这是现今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之一。大家在谈论时，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人收入过高这一方面，却忽视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大多数人的收入超于均等化。
　　来自各个方面的调查数据表明，最近几年，少数人的收入的确与大多数人的收入拉开了较大的差距。但是，多数人之间的差距反而缩小了。据国家统计局对48个城市调查，去年上半年和1985年相比，科研单位实习研究员和研究员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3缩小到1∶2；医士与主任医师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3缩小到1∶2.2；大学助教和教授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4.1下降到1∶2.1；国家机关办事员和司局长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3.1缩小到1∶1.6。据厦门市调查，企业新的工人工资标准本来高低相差三倍，但是加上人人有份的各种补贴，高低相差只有1.8倍。
　　人们通常对收入悬殊十分敏感，对平均主义却不在意。事实上，平均分配也是一种不公平。一个懒汉和一位劳动模范收入一样多，或者差不多，这能说公平吗？人人收入均等意味着贡献大的人少得了收入，贡献小的人侵吞了别人应得的收入。有一位外国经济学家说过：平均主义也是一种剥削。这话不无道理。
　　收入均等化带来了消费平均化，一些高档商品，你买得起，我也买得起，大家都买得起。彩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这“新四件”，普及的速度是出人意料的。抽样调查资料表明，城镇居民对“新四件”的拥有量，高收入阶层对“新四件”的拥有量与低收入阶层距别也不大。消费平均化打破了消费的层次性。有人打了一个比方，过去消费者排着纵队进入市场，现在排成了整齐的横队冲击市场。平均化的消费造成了巨大的需求冲击力，是物价上涨的直接诱因之一。
　　均等的分配挫伤了贡献大的人的积极性，抑制了创造才能，扼杀了进取精神，造就了懒惰和松懈之风，必然的结果是效率低下。这是被40年实践所证明了的事实。你想追求公平吗？而貌似公平的平均分配既丧失了公平，也丧失了效率。分配上合理的差距，可以使被压抑了的社会潜能迸发出来，它能促使国民经济较快较健康地发展。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一个度量收入贫富悬殊程度的指标，人们把它叫做基尼系数。这个系数在0到1之间。当它等于1时，表示全社会的收入被一个人全部占有；当它等于0时，表示全社会人人收入相等。基尼系数过低，表明平均主义严重，经济效率低；基尼系数过大，表明贫富过分悬殊，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偏低的。1981－1985年间，全国城镇各年度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150、0.148、0.149、0.168、0.175，都没有达到1964年0.184的水平。作为参照的是，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在0.315－0.372之间，发展中国基尼系数在0.418－0.519之间。当然，我国低房租等因素使基尼系数和国外有不可比之处，但大体趋势还是可以参考的。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经济起飞初期的基尼系数比较大，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基尼系数开始下降。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这一过程。我们应该处于基尼系数大的阶段，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这是令人不安的。
　　既然当前分配中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均等化，为什么人们的议论中心又集中在收入悬殊上呢？这里有一个观念问题。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来看较大的收入差距，会愤慨不已。公平的观念和评价尺度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在封建社会，痴呆的太子继承皇位，谁也不会说不公平；而今天，封建特权思想和行为却是众矢之的。改革和开放，已经把我们的社会推向了新的阶段，如果用以往的公平观念和尺度来看社会就会感到处处不公平。
　　我这里讲收入均等化是当前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并不否认其他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例如，利用新旧体制交替中的漏洞大发其财，不合理的价格造成不同企业间收入悬殊，不规范的市场造成了不合理的高收入，等等。至于少数人以权谋私，敲诈索贿，贪污盗窃，大发横财，那就不是一个经济上的分配问题，而是一个违法乱纪、以至触犯刑律的问题了。少数人不合理的高收入，相对于收入均等化的另一极端，也会严重地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它造成的心理冲击和平均主义的传统观念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社会心理障碍，使合理的收入差距难以形成。
　　总之，要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既要克服大面上的平均分配，也要防止少数人不合理的收入过高。这是一个问题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而当前和相当长一个时期需要着重解决的收入均等化的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分配制度、人事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改革。

银行漫谈

1　　  夹缝中的财神爷
3　　  挤兑风波和银行“信用”
5　　  从柜坊到钱庄，经营货币的商店
7　　  货币不会自己管理自己
10　　 央行“工具箱”里的三大“法宝”
13　　 借债还钱竟成了金融改革的关键
15　　 银行家的心
18　　 居民储蓄：多彩的棱镜
24　 　RTC不是魔术师
27 　　从另一个角度看非法集资

股市随笔

29　　 且看蝴蝶在跳舞
32　　 向国有企业倾斜是中国股市的病根
35　　 把鸡蛋放在哪个筐里
37　　 看安然事件，想中国股市
39　 　多在分母上做文章
41 　　谁为数万亿元买单？

财富流动

44　　 平均分配也是一种不公平
47　 　从熵的基尼系数说起
50　 　“胡雪岩热”的背后
53 　　当代“红顶商人”

财政漫谈

56　　 若无远虑，必有近忧
65　　 国债这块大蛋糕能吃多久
67　　 凯恩斯水土不服
73　　 何时欢送凯恩斯
76　 　中国财政：提高“两个比重”要慎行
84 　　凯恩斯依赖症

宏观经济

90　　 上游干涸，下游泛滥
98　　 跷跷板，两头翘
101　　谁来解开生死结？
104　　北方怕热，南方怕冷
106　　话说“软着陆”
112　　经济“大三角”透视
119　　经济增长要有“限速器”
122　　鞋帮鞋底同时破

市场，市场

125　　市场，魂兮归来
127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136　　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制
138　　平等和效率的适度选择
141　　权力不能进入市场
144　　发展市场经济，防止拜金主义
147　　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
149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
152　　“权力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交易

对外开放

156　　围墙，围墙，围墙
159　　用好外资，也要用好内资
162　　立足内需也要放眼世界
165　　全球化不是霸权全球化
170　　用对内开放迎接对外开放
172　　弱势群体看汇率
175　　两队“外国人”在中国舞台上打架

经济与社会

178　　从“全民皆师”所想到的
181　　按劳分配，难道是皇帝的新衣？
186　　交通启示录
190　　提高城市的厂商控制力
193　　小政府，强政府
196　　私人轿车：无可奈何的选择
203　　歌厅酒楼，一掷千金何处来？
206　　机制泛谈
209　　首钢，还首都以绿色！
212　　不能以民生代替民主
216　　阶层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
220　　大声呼唤　教育公正
227　　媒体怎样丧失公正

企业改革

235　　依靠产品打天下
237　　谁来解开“九连环”？
240　　厂长应当是商人
242　　麦当劳、饺子和汽车
244　　“三不”启示录：用现代信用规范企业关系
246　　国有企业的病态：过度行政干预和“内部人控制”并存
249　　品牌不是空手道
252　　企业管理还是管理企业？
254　　“拿了不该拿的”和“该拿的没让拿”
257　　沉重的脚印：中国企业家五十年
267　　关注企业的社会资本
270　　买不断，管还乱
273　　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公司民有化过程剖析

当代老板

282　　为民有经济正名
287　　九十年代新老板
289　　历史的旋梯：中国民有经济的沉重轨迹
304　　成也家族，败也家族
307　　不当“流星”，也不要当“明星”
310　　中国私有企业的道德偏差

改革回眸

322　　特色，在历史合力的延长线上
325　　篱笆、利益与体制
328　　艾哈德童话
331　　改革也有“鸡和蛋”的哲理
333　　两个28年之后
339　　集体世袭和不公平交易
345　　谨防权力和资本成为统治中国的暴君
349　　住房改革：永远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353　　不应当忘却的故事

知识经济

357　　技术应当如何引进
361　　工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阻力
370　　一个“主意”值多少钱
372　　高技术未必高效益
375　　不能把知识都装进经济这个“篮子”
377　　反一下知识经济的潮流
381　　“知识”要怎样进入“经济”
383　　让发明家暴富
385　　“资本家”解雇“知本家”

人才，人才

388　　怀才不遇与自用其才
391　　学历．知识．才能．贡献
395　　绝顶聪明和绝顶愚蠢
398　　用人的着眼点放在哪里
400　　腾出脑袋，用于创造
403　　也谈“红道”“黄道”和“黑道”
406　　“人以文名”和“文以人名”

经济学的左道旁门

409　　奏折经济学
411　　论证经济学
413　　舶来经济学
415　　地图经济学
417　　诠释经济学
419　　显学的危机
432　　“经济人假设”和“经济人”现实

熵与社会

435　　所有科学的第一定律
438　　以最少的消费获取最大的幸福
440　　经济指导思想的革命
442　　愚蠢地“向地球开战”
444　　愿社会稳定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