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经济学领域也应该思考如何解答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已经在报刊上讨论了很长的时间。钱学森之问是泛指整个教育界乃至学术界的，问的是五六十年来我国高等院校为什么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人才。联系到我国经济学界，我们似乎可以提出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为什么我国经济学界没有出现像亚诺什·科尔奈那样属于世界级的经济学家？科尔奈是匈牙利人，生于1928年，他因上世纪70年初的《反均衡》和80年代初的《短缺经济学》等大量经济学著作而享誉世界，使他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被选为世界经济计量学会的会长，在本世纪初被选为世界经济学会的会长。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当《短缺经济学》的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前后，我国经济学界曾经出现过一阵“科尔奈热”。当时，我曾对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董辅扔i兑：“凭你的个人禀赋、学术功底和勤奋程度，你完全有可能写出像科尔奈那样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著作来。”董辅视仅仅比科尔奈大一岁，几乎是同龄人；我国属于这一代的经济学家应该说也有一批人。但为什么没有产生中国的科尔奈呢？应该说，全面地回答这一问题显然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在这里，我只能提供若干思考，以求教于经济学界的同行：首先，从体制背景来说，当年科尔奈在匈牙利所处的体制背景同与他同代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所处的体制背景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但是，中国当年经历了大跃进、“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使得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处境更为艰难。其次，从文化背景来说，欧洲的知识界受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的影响，使他们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更为独立和自由的精神，而中国的知识界虽然也受过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运动的熏陶，但五四精神同两千年来的文化传统相比，其影响实在是太渺小了。再者，从个人的选择和取向来看，我国既有“学而优则仕”的外在诱惑，也有“学而优则仕”的无奈选择。我曾经在《经济学家茶座》上介绍过科尔奈一生不从政的个人选择，但是，如果董辅初也作这样的选择（连人大常委也不要），那么，我们不但没有了作为社会活动家（人大常委）的董辅初，连作为经济学家的董辅扔也只能躲在边边角角，更何来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呢？（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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