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还体现着对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经济结构新变化的关注
应该说，多年积累的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次危机的重要原因，而全球化的深化加剧了这一失衡。全球化带来的所谓国家间“生产板块”（如中国等主要提供消费品生产与出口的国家）与“消费模块”（如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消费、低储蓄国家）的失衡，长期以来人们对此有所担忧，这次危机却使这种危险成为了现实，显然必须加以调整。因此，各国包括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都对此有所注重，调整经济、产业与分配结构等都已成为各国财政刺激政策中的重要目标与内容。就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言，调结构的成分在财政刺激计划中占据着相当位置，政策的着力点在于基础设施更新，在于支持科技创新，在于增强教育后劲，同时也包括着运用财政力量来协助美国传统企业再造重组。美国通用汽车在纳税人的钱的支持下实现了破产重组就是一个结构调整的范例。而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明确提出了保增长与调结构并重的方针，更是有效地把握了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结构调整的关系，注重了“保增长与调结构”的有机联系与紧迫感。我们高兴地看到，这种政策已经并将继续呈现效果，必须持之以衡。
（四）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往往都遇到了“财政两难”现实的严峻挑战
所谓“财政两难”或“税收两难”指的是，一方面，各国必须更多地为应对实体经济或虚拟经济的危机“买单”而增税存钱；另一方面，为了救企业、增活力，还必须不断以让渡财税收入、降低税负来刺激经济行为主体，挽救经济。这种既要增收却又不得不减收的境地成为困扰各国财税当局的现实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这种两难局面越来越严峻。在应对实体经济全球化挑战方面，各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都是“增支减税”。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减税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趋势。而在应对虚拟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方面，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去救银行、补窟窿，使得相当部分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成为财政风险。由于所谓“金融风险－财政风险”的联动机制越来越明显，则必须筹集更多的财政资金来应对挑战，防范风险。在这种“财政两难”的现实中，各国出台的许多刺激措施往往都是一种权衡利弊的结果，有时甚至是艰难抉择的产物。基于此，我们应该对扩张性财政政策使用的局限性与持续性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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