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有了必要的战术编队调整和改进，从而加强了车步兵的战术协调，提高了军阵的实力。编葛之战中的“鱼丽之阵”，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据《左传·桓公五年》记载，鱼丽阵的特点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杜预注云：“《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阙漏也。五人为伍。”其特点是取消了原配置在战车前面的第一线步兵横队，把战车放在前列，提高了方阵的运动速度；将步卒疏散配置在战车的两侧和后方，密切了步车协同作战。可见，其阵是以二十五乘战车组成一个战斗单位，而将以伍为单位的徒兵疏散配置于战车之间，其位置稍居后。这就是在“三阵”框架内的车步配置的局部调整，它很好地发挥了车步协同作战的能力，为郑军击败周王室联军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另外，缩葛之战中郑军首先攻击周王室联军的左、右两翼，然后再集中兵力从三面攻击周军中军，说明当时的“三阵”已采用了侧翼攻击方法，有别于西周时期平行推进的全正面进攻。<br> 其他，如以十五乘兵车为一偏，两偏为一卒，或以五十乘兵车为一个战斗单位，也都属于同样的性质。这种阵内战术单位的调整，使得战阵中的车与徒卒的配置更趋合理，反映了车战阵形的进步。其基本特征是，逐渐抛弃了西周和春秋初年步卒居前列的配置方式，而将步卒分散在战车的两侧和前后方，以加强步卒掩护战车和在四个方向上机动作战的能力。与之相适应的是战车多采用疏散的队形，方阵作错落有致的纵深配置，这样就增强了抗击敌军进攻的能力，同时也便于战车调动，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的变化，从而为快速进攻和追击创造了条件。用于追击的战斗队形在这时也产生了，它通常是在追击中迅速将军阵展开成“角”的形式，从两侧对敌军战车和步卒实施包抄，阻止敌军逃逸，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br> 由此可见，在“三阵”为基本形式的条件下，军阵内部的结构（战术编组）是处于不断的演进改革过程之中的。曾有学者对此进行过概括总结，指出随着历史的进程，车阵的进攻战术有了很大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初期，这时的进攻队形是大正面的密集方阵；第二阶段是春秋中期，以车兵为主，步兵人数剧增的疏散方阵进攻；而第三阶段则是春秋末期的纵队进攻了。这一勾勒的大体脉络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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