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战败后对中国的人力支援构想，即所谓日本人的留用问题格外受到关注。本书中杨大庆的论文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验证，在此不作详述，纲要中确立了支援中国的原则值得关注。“在中国的各个企业，在经济部门等的保留、重设以及新的设立、退出，要摒弃旧的权益思想，要以诚意支援中国的复兴建设，将促进日中合作作为重点”。这样的条款是建立在对日本长期以来的对华政策的反省的基础上制定的，强调了日中对等关系的重要性。
不管怎么样，在战败后的混乱中，在中国的日本最高司令官最早设想了新时代的到来，提出了对中的崭新政策，这一点值得关注。关于提出尽最大努力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的政策，其背景，除了上述的蒋介石宽大的对日政策及冈村总司令官对中国的个人情结之外，我还想指出下面两点原因。一是对共产主义势力扩大的警戒，二是对蒋介石政权（重庆政府）政策的延续。
首先来谈谈对共产党势力的警戒。对于将苏维埃势力的南下和中国共产党势力的扩大作为最大危机的日军来说，“共同防共”是几年来对中国的希望。在这一点上，蒋介石也同样一直警惕着共产党。蒋介石马上就要成为名副其实支配全中国的统治者，对于日本来说，构筑跟蒋介石的信赖关系的捷径就是打出“防共”的理念。因此，派遣军制定了“日军的交涉对象应该是中国的正规军，不应该和中央军以外的地方军交涉”的方针①，高度警惕着想要通过战争的结束获取武器弹药并扩大势力的共产党。投降的日军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应对活跃的共产党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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