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北上广的10个理由
　　一线城市是江湖，二线城市是道场：
　　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
　　一线城市拼智商，二线城市靠情商：
　　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
　　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
　　一线城市适合青春前5年，二线城市适合青春后5年；
　　一线城市让人见世面，二线城市让人拓视野；
　　一线城市胜在GDP，二线城市胜在CPI；
　　一线城市有文化，二线城市有闲情；
　　一线城市是“飘之城”，二线城市是“一生之城”：
　　世界这么大，心安即是家。
　　——《新周刊》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逃离北上广》从“北上广”是什么样的城市、在城内生活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能得到多少上升机会、会遇到什么样的城里人、最终该何去何从等5个方面进行详细解读，告诉读者最真实的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书中，既有马云、郭台铭等大有所成的“逃离者”的奋斗故事，也有大城市里朝九晚五的“蚁族”们的喜怒哀乐。

      ——《广州日报》2010年12月27日B5版

      《逃离北上广》一部书共三册，分别为《北京太势利》、《上海太昂贵》、《广东太竞争》，通过一些现实发生的故事描写了国内一线城市生活光环背后的辛酸与无奈：在作者看来，“北京势利”，一个永远办不到的户口就把外地人牢牢地挡在围城之外；“上海昂贵”，天价的消费让没有根基的人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承受；“广东竞争”，其残酷的程度只能用你死我活来形容，不给人片刻安全感……除了审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座城市的魅力与缺陷，《逃离北上广》还在每一册的末尾都收录了一些较有发展潜力的二、三线城市，并对其优势作出了相应的评述，让读者从中“寻找正在崛起的城市”。

      ——《北京青年报》2010年12月20日B12版

　　1.生猛鲜活话特区
　　易中天用“生猛鲜活”四字来形容广东，因为这方水土“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广东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没有一个是保守派”。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他们无不发出了震惊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声音。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发力，鲜就是有新鲜感，活就是运动性。这是广东的特色。但凡事皆应有度，一旦冲过了头，竞争就会使这片土地“发高烧”，甚至陷入无序的局面，而生活在其中的你我他，自然也倍感焦灼。
　　深圳式第一“特区”作为一个专业名词最早出现于延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特区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磨砺出“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这一精神而后成为中国的一项国策，用自给自足的方式对抗西方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特区”一词一直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味，直到1980年，几件看似偶然的事件造就了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特区——深圳，而这偶然很快就演变成了必然。
　　凤凰卫视财经评论员朱文晖认为深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主要来自两个原型：其一，1979年1月6日，中国交通部在香港的下属企业招商局向国务院提交报告，要求在蛇口设立工业区。这虽然只是一个企业行为，却从深层触动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套。其二，广东省在1979年初讨论在汕头和宝安建立“出口特区”的想法，建设深圳和珠海出口商品基地时，要求中央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给予广东充分的自主权，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为此，邓小平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第一个原型很快就在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袁庚的主持下启动了。荆棘丛生的蛇口，第一个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第二个原型则在1980年3月24-30日，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上提出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当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置“经济特区”，这就意味着深圳特区正式诞生。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说：“它的诞生，是炸开了当时经济体制的一个缺口，将深圳推向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巨变源头开始，深圳梦开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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