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公布了十条经济刺激措施，投资总额超过4万亿人民币。这种大手笔的财政支出是否能帮助中国渡过金融难关？启动民间消费、拉动内需的关键何在？有关这些问题，请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为我们解答。
陈教授，您对这次4万亿的投资怎么看？
陈志武：4万亿的投资，我个人觉得尽管用意是很好的，但从效果上说可能不会像我们预期或希望的那么好。
王鲁湘：前不久我在《参考消息》上读到您一篇文章，您提出一个大胆建议，就是把一批本来应该还给老百姓的钱拿出来建立基金。您怎么会提出这个设想呢？
陈志武：我那篇文章大概意思是说，我们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国有化一直到现在，都是按照“全民所有”的概念来做的。把所有的私人财产包括楼房，全部归为公有，然后归为国有，最终建立起一个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体系。但实际上五十几年下来，真正全民所有制之下大家都应该有的那一部分好处，老百姓是不怎么看得见和感觉得到的。
王鲁湘：我活了五十多岁，就从来没感觉到全民所有，我觉得那就是国有，跟全民没关系。
陈志武：按照我收集的数据计算，你应该有差不多5万到6万人民币的财富。但是这6万块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没有到老百姓手上，所以并没有对老百姓的消费和福利产生实质性后果。全民所有制必须通过民有化改革，把这些财产最终的产权所有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个人身上。否则，大家现在都希望发生的所谓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很难实现的。
王鲁湘：政府这一次仍然采取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不是也有某种现实考虑？比如我听到一些解释，说这些大型项目的投资能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能形成一个更长的产业链，是这样的吗？
陈志武：不是这样子。从绝对角度讲，我花4万亿，多少都会给GDP带来贡献，肯定不会等于零。但如果换一种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比如我现在提的一个建议，给全国所有中小企业免税一年——中小企业给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在46%左右，同时给中低等收入的家庭和个人免税一年，这两项加一起大概会节省3万亿左右的税钱。这3万亿如果由中小企业去做投资——不是由政府官员去投，中小企业站在行业的前线，更知道拿没交税的钱去投资会带来什么样的回报，由此产生的就业效果、产业结构优化效果、GDP新增效果是非常巨大的，对于整个中国的经济模式更多地转向内需型消费，也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帮助。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这个话题有点太大了，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定义这个模式到底是什么。我现在要讲的模式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老百姓不太敢消费
第一，中国的老百姓不太喜欢消费，不太敢消费，所以中国国内的民间消费总是上不去。
第二，国家是花钱和投资的主体。换句话说，老百姓一般是不花钱的，更多是把钱存进银行。而政府通过财政税收，通过银行对金融资源的控制，通过众多的大型国有企业控制生产——尽管从数量上不一定像原来那么多，特别是通过国有制让几乎所有的土地直接或间接地都属于国家，由此控制了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资产，这就为所谓的投资驱动模式提供了基础。
第三，产品消费主要依赖出口市场。一方面民间消费不足，老百姓都不愿意花钱，另一方面国家在大的工业基地方面不断投入，使得工业产能越来越高，由此带来供需两者之间关系的不平衡。实际上这种不平衡在过去三十年变得越来越严重，生产这么多东西往哪儿卖呢？好就好在有出口市场。国内需求不足，产能越来越高，没问题，靠出口！国外的出口市场为中国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一个最核心也最必要的条件。不过金融危机一来，这个条件就变成了一个大问号。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政府对于进一步经济增长要想那么多办法，想让中国突破这个局面。
目前这个情况可能是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面对的最大一次挑战。我想谈的是为什么7%-8%的GDP增长速度对于中国来说好像显得不够。对于西方人，对于那些习惯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的人来说，他们抓破脑袋也不能理解，7%-8%的 GDP增长速度还不够吗？可是对于中国来说，如果GDP增长速度降到了6%或5%，就会出问题。因为中国整个的经济制度架构安排，使得它的GDP增长速度不能够跟其他私有制经济做直接的比较。
接着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增长模式在过去三十年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原因大致来说有两个：一是经过二百多年工业革命的发展，到1978年，那么多成熟的工业生产技术——不管是交通运输技术也好，电脑技术也好，其他的运输容量、生产容量也好，都等在了中国的大门口。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候中国只要愿意开放，愿意加入全球贸易秩序，同时也愿意引进这些技术，所谓的“后发优势”就可以很快地体现出来。
第二个成功原因是国家对资源的垄断。这种垄断在一定时期对经济发展有正面的贡献。比如我们把中国、印度和美国做一个比较，美国是自由市场国家，是私有制国家，它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市场。所以美国尽管没有国家拥有的资产，总统没有办法通过签署一个命令把老百姓的私人财产调动起来，比如调动4万个亿去盖大楼、建奥运场馆、盖国家大剧院或者修更多的高速公路，但是没关系，美国在私有制之下可以把民间的资源通过资本市场的交易调配到一起，做一些大项目、大企业，比如GE、微软这样的大公司。
中国没有美国这么发达的资本市场，但国家垄断了几乎所有的土地、生产性资源及资本储蓄，只要国家发改委或当年的计委，或者国务院哪个部门发一个文件，就可以把这些资源重新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式去调配，而不需要支付其他司法方面的成本或者要经过国会长时间的听证，所以资源调配起来可以非常快。
印度正好处于两边都不靠的局面。印度是私有制国家，政府要做大的形象工程或者工业基地，像武钢、宝钢、三峡这样大的工程，是很难调配资源的。因为政府不能够命令老百姓把自己的土地财产放弃掉，把属于他们的钱、他们的房子奉献给国家，政府没有这种权力。同时印度又没有一个很发达的资本市场，所以在工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确确实实赶不上中国。
但我要讲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不从基础制度层面做进一步的改革，最后要走出来也是很难的。简单来说，今天这种基础性经济制度或者说上层建筑，决定了一个根本局面，那就是“国富民穷”。“国富民穷”的局面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最核心的约束条件。这个紧箍咒如果不打破，即使总理或者其他政府官员每天求着老百姓多花钱，刺激经济增长，老百姓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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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 陈志武
把民主作为普世价值提倡的人和反对把民主看成普世价值的人，实际上是同一种逻辑，那就是把民主看成是西方的东西，这并不符合历史现实。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新医改”明确提出了医疗卫生制度的公益性。有学者认为，政府就该管付不起医药费的人，付得起的就不要管了。这个方法为什么在中国不可行？因为中国付不起的人太多了。
——北京大学教授医改一线专家 李玲
当前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忘了什么是教育。教育本该是幸福的、快乐的，它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考试，为了升学，而是帮助一个人成为他自己。
——民进中央副主席苏州大学教授 朱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