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

    《林语堂文集20：美国的精神》包含的思想应当是民间的而不是正统的，清楚地表述出来的而不是有争议的，未定型可以改变的但却是自发的、温情的，传达一种忍耐、刚强、十分个性化的语气。宇宙和生命撩拨着这些作家的灵感并在他们的脑海中激起共鸣，于是产生了某些思想，我就立刻把它们记录在《林语堂文集：美国的精神》中。其中的一些思想可能是远见卓识，简单明了，而当上述作家开始向公众提出一个观点并深陷其中时，他们表现的并非这类思想。

　　生活无须道歉 “朋友，当你进入我的田地时，不要有什么歉意。你不会打扰我。你到这儿来有比得到玉米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谁说了我今天必须犁出这么多的犁沟？来吧，朋友，坐在这些土块上；让我们谈些高雅的话题，度过一个甜美的夜晚。我们将把时间花在探讨生命上，而不是谈论什么玉米或者现金。” 当我偶尔读到戴维·格雷森的这段文字时，我难以想象一个当代美国人能说出如此优美的话语。在美国作家作品的历史上，具有真正平和心态的当属富兰克林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兹。我指的并非单纯的动物本能带来的满足感和平和心，而是一种充满悟性的平和心，这是一种影响广泛和深刻的心态，借此可以实实在在地清楚地看待这个世界，并从中得到乐趣。拥有这样一种产生巨大内在力量的心态，我们就会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不是成为它的奴隶。加尔文主义使得美国作家作品的前半部历史黯然失色；当其影响在布鲁克农庄狂热运动中逐渐消散的时候，当人们开始感受到原本存在的精神自由的时候，气势磅礴的现实主义诞生了，并在美国作家作品后半部历史中一举扫除加尔文主义的阴霾。于是，从霍桑到梅尔维尔，再到尤金·奥尼尔 （Eugene O’Neill），人类的思想一直关注于罪孽及罪孽的深渊。我并没有否认，爱默生、梭罗、阿尔科特、里普雷以及其他所有这类作家都曾经闪烁精神的光芒；我没有否认，爱默生在精神和外观上都获得了安宁，他真正拥有一颗平和心；我也没有否认，梭罗了解幸福的真正内涵。然而，在梭罗身上出现了明显不和谐的音符；爱默生意识到整个世界都压在自己的肩膀上，他感到责任重大。因而，人们能够听见沉重的脚步声和呼呼的喘气声，尽管这两位崇高的精神领袖都在努力地摆脱加尔文传统的重负。梭罗甚至会刻板地反对品尝自己亲手捕捞的鱼，反对捕捉一些动物供阿加西研究之用。霍姆兹法官说，梭罗是一个总是对事物吹毛求疵并反其道而行之的人。爱默生在他的《日记》中曾经写道，当和他的朋友梭罗一起散步时，一旦想到握梭罗的手，就会马上想到摸榆树皮的感觉。
　　然而，格雷森却不同，他一直待在室外照看着自家的玉米地。我们听听他在蓝天之下的声音吧。仔细聆听，并与他一起感受生活的快乐。格雷森生活于自然状态，他比自然主义者更接近自然主义；他是真实存在的，他比现实主义者更接近现实主义；这个自然的、质朴的人生活在20世纪，老于世故的自然主义者们是不会理解他的。当时，他正在和一个四处游逛的人谈论问题，那个游荡者是一名带着植物学锡罐的教授（那名植物学教授实际上可能是他的岳父）。教授不由自主地走进格雷森的田地，他并不知道这块田地的主人，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会儿。
　　“我必须向我遇到的每一个有思想的人询问他们到来的方向。” ——戴维·格雷森 他的行走缓慢，有条不紊，他低着头，甚至肩部都跟着低垂下来——几乎是习惯性地——近距离地看着地面，他不时地俯下身去，有一次跪在地上观察吸引他注意力的事物。他似乎很适合就这样跪在地上。于是他收集着他的庄稼，篱笆并没有将他挡住，主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对他也不起作用。他同样是自由的！那一刻，留他在我的田地上，并知道在不知不觉间我还种植着其他我不熟悉的庄稼，我因此而感到特别快乐。我感觉到了与这位老教授之间的友谊：我想，我可以了解他。我用低沉的语调大声说，像是在向他讲话： “朋友，当你进入我的田地时，不要有什么歉意。你不会打扰我。你到这儿来有比得到玉米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谁说我今天必须犁出这么多的犁沟？来吧，朋友，坐在这些土块上；让我们谈些高雅的话题，度过一个甜美的夜晚。我们将把时间花在探讨生命上，而不是谈论什么玉米或者现金。” 我满怀信心，向山坡下面的老教授走去……于是，我们谈着，确切地说，是他自己在谈，并发现我是一个热情的听众。在我看来，他所谓的植物学就是生命本身。他讲述着事物的诞生、成长、繁殖、死亡，他口中的鲜花在我的眼里变成了有知觉的生命。
　　太阳下山了，紫色的薄雾从远处的低地悄悄地飘临，所有伟大的奥秘悄然而至，立在我的面前，向我招手示意并询问问题。它们来到这儿，站在这儿；老教授讲述的时候，我似乎发现一束真理的光芒从松果菊中发散出来。
　　深思后我明白，共性多么真实地蕴含于个性之中呀。如果一个人真的可以了解松果菊，他一定也会了解这个地球。植物学只不过是解释这一切奥秘的一个途径。
　　我总是希望，某位旅行者可以为我带来更多外界的消息，并且迟早，我会发现我必须向每一个我遇到的有思想的人询问他们到来的方向。我总是对那些研究科学的人们怀有特殊的希望：他们询问如此熟悉的有关自然的问题。神学具有自吹自擂的特性，并将它的信仰强加在人类的理论之上；但是科学，充其量只在自然本身面前显得卑微低下。它没有论点来辩护：它满足于跪在地上，用我的朋友，老教授的方式，问着最简单的问题，并希望得到一些真正的答复。
　　于是，我想知道，在经过数年的辛勤工作后，他对大自然的奥秘究竟持什么看法；最终，带着困惑，我问他……他微笑着，轻松地回答道： “我作为一个植物学家已经有五十四个年头了。当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我绝对相信上帝。我向他祈祷，对他拥有一个幻象，他是在我面前的— —一个人。当我再长大些时，我得出结论，根本就没有上帝。我将他从宇宙中开除出去。我只相信我看得到、听得到、感觉得到的东西。我讲的是自然与真实。” 他停顿一下，脸上仍挂着微笑，显得他在回忆他的往昔岁月。我没有打扰他。最后，他转向我，突然地说： “而现在——对我来说似乎——除了上帝，什么也不存在。” 说着，他举起他的手臂做了一个特殊的手势，像是将整个世界都包括进来似的。
　　我们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我离开他时，伸出手，告诉他，我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就这样，我转向回家的路。夜幕降临了，路上，我听到乌鸦的叫声，空气寒冷刺骨，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我一边想着，一边走进了黑暗的牲口棚。我看不清楚马或者奶牛的轮廓，但是我对它们的位置非常清楚，可以很容易地走到它们那里。我听到马儿踱着脚步，发出温柔期待的嘶鸣声。我闻到牛奶的味道、干草强烈的霉味，以及粪便的刺鼻味道，而这一次我觉得这些气味并非完全令人厌恶。经过田野里的凉意，我感觉到牲口棚里暖融融的，某种动物的体温很舒服地浸入我的身体。我一边轻声说话，一边将手放在马的侧腹上。马的肌肉抖动着，退缩着躲避我的触摸——然后又自信、真诚地回来。我将手顺着它的背部滑向它长满鬃毛的脖颈。我触摸到了它灵敏的鼻子。“你该吃燕麦了。”说着，我拿给它吃。然后，我温和地对奶牛说话，它站在一边，正等着挤奶。
　　从牲口棚里出来，我走进外面清净透明的夜，空气新鲜而清凉，我的狗跳跃着迎接我。——于是，我把牛奶拿进屋里，哈丽特用她的诚恳的语调说： “你回来晚了，戴维。坐吧，烤饼还热着呢。” 那一晚，我睡得真好。
　　——《满意的冒险》（三） 我知道，如果一个人如此亲切地谈论生活的色彩和滋味，如此喜爱干草的气味，如此怜爱地把手放在一匹马抽搐的侧腹，那么，他就会懂得生活的真谛。他的确这样活着。这与职业哲学家的世界可谓大相径庭！也许只有一个世界，也许会有多个世界，然而，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去追求这种高质量的、真正美好的生活。世界上存在着并不严谨的纯哲学决定论体系，存在着自由意志、罪恶、原罪以及晃来晃去、迄今尚未被破译的来生。但是，谁也别再想成为第二个黑格尔，试图为我们解开整个宇宙的奥秘，仿佛克莱林斯· 戴伊笔下的“蠕虫”企图通过它们的自我意识改变这个世界！（戴伊说：“ 注视着这些蠕虫，想想真理，你会觉得伤心，甚至发狂！”）理解整个宇宙会令人伤感，令人沮丧；我知道，那样做会巩固思想，使其浑然一体，然而，我会更进一步地坚定地认为，那样做往往会使思想体系产生一种病态反应，可称之为脊柱关节僵化，最终，快乐的探索精神会消失在思想的尸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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