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独特的德国经济模式
德国是如何走上民富国强之路的呢？这要从德国经济奇迹谈起。二战结束后，德国土地上一片废墟。据当时的专家统计，如果要把被盟军炸塌的瓦砾清理完毕怎么也得10-15年，有的人更悲观，认为没有30年的时间根本就没有希望。
清理废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更麻烦的则是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当时的德国在这个问题上争议不断，但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另外一种是建立公有的计划经济制度。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问题上也有诸多分歧，是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有秩序的市场经济还是国家发挥强大作用的市场经济？真理越辩越明。以艾哈德和阿尔马克为代表的秩序学派在辩论中逐渐占据上风，最后达成共识：社会市场经济是德国最好的出路。社会市场经济的发明者、经济部长艾哈德的副手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把市场看作经济制度中“支撑的框架”，但它不应完全自由发展，而是要受到有秩序的调节。阿尔马克认为，理想制度应包括反垄断的竞争机制、稳定的货币、再分配政策和社会救助。他认为，竞争和市场必须基于社会公平正义。这就是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而以社民党和工会为代表的一方则要求废除私有制，建立起一种“理想”的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国家对经济实现严格的计划管理。他们要求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呼吁建立计划经济制度。当时的工会力量异常强大，而社民党也有长期的历史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可以说德国实行公有的计划经济迫在眉睫。
最终的结果却是，德国经济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社会市场经济。既然左翼力量如此强大，为什么没有选择计划经济模式呢？
这得从历史中寻找原因。联邦德国主要是对魏玛共和国的教训进行了反省。由于德国并无民主体制的传统和积淀，因此在一战之后匆忙建立起来的魏玛共和国存在诸多缺陷，其中最致命的原因是过分强调个人自由，忽视国家的责任。希特勒抓住这个机会把国家责任放大，从而赢得民心，但结局是可悲的。
因此，一个较为理想的社会制度应该是尊重个人自由，但不忽视国家的责任。社会市场经济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原则，同时反对计划经济的国家统制模式，保证个人的首创性精神及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国家在市场经济中主要担负调节的责任。在市场的框架条件下，企业可以自由和独立地决定他们想生产和消费什么。而生产什么货物，生产多少以及谁从中得到多少，主要由市场决定，国家尽可能地放弃对价格和工资形成的直接干预。简言之，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以市场竞争为主轴，同时国家制定相应的秩序和规则，保证市场的有序发展，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弗莱堡模式。
第二个原因是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这是阻止德国走上专制道路最有力的屏障。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弱化了阶级矛盾，尽管工会力量强大，但它们的“武功”却无用武之地，社会保险制度把他们捆进了笼子。俾斯麦当初建立的这套制度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成为阻挡极端体制的防火墙。如果他在天有灵，一定会欣慰地说：“我当初无意建立的这套制度避免了德国更大的灾难。”
为什么会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呢？这和德国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19世纪的德国主要存在三股力量：工人阶级、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其中，工人阶级力量最为强大，容克地主居于统治地位，而资产阶级力量最为弱小。代表工人力量的社会民主工党（后来的社民党）主张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共同分享社会财富。而居于统治阶级的容克地主则走妥协道路，即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工人阶层的利益但避免工人力量发展壮大，于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从德国诞生，对社会保险实行国家立法。这是一条中庸的“公有制”道路，尽量照顾社会两端的利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从一定程度缓和了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在德国也得到了保护和发展。
因此，二战结束后选民们普遍认可中庸的“公有制”道路，摈弃了激进的苏联模式。在选民们看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中庸“公有制”道路比较保险，德国人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比较理性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并认真地坚持做下去，由此创造了“德国经济奇迹”。在联邦德国成立后短短的15年时间里，德国国民收入普遍提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楷模。
当然，德国选择市场经济的原因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这就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军事占领，特别是马歇尔计划。西方盟国肯定不乐意看见一个经济“怪胎”在德国出现。因此，德国人普遍将德国的成功归结于三点：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马歇尔计划和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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