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她们还把夫妻的变化放在了天平上，而把求助于心理治疗医生的可能性，放进了可能有的解决办法中。夫妻和家庭的功能不再仅仅关系到一种文化模式、一些祖传准则甚至一小块土地的继承和延续。现在，夫妻的存在是自我的，是为自己的。它变成了一种寻求自我巩固的价值。<br> 这便直截了当、显而易见地涉及要过得好，过得幸福。这其实就是某种新的、令人吃惊的东西。这种前所未闻的要求，创造了一个新词汇，一个不仅女性杂志、现在连男性杂志也在热衷传播的新词汇，这就是和谐相处：关系的质量变成了当务之急，这一当务之急是被摆在一种总的背景下的，那就是降低痛苦的门槛，提高快乐的门槛。我们将很快回过头来讲这一点。各种各样的“社会心理学家”必然地符合了这些新要求。他们充分地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痛苦越来越被间接化的领域里，便很容易会产生新的关系，它们的结构，尤其是它们的改善，充斥着我们所操心和我们所做的事。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民交往”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只能生存在被表达出来的、被要求具有的，并不断被更新的忧虑中，只能和他人有联系。一种新的宗教产生了，同时产生的有它的信仰、教义和大祭司，这些人多少有点是精神领袖或和社会心理学家。<br> 社会心理学家既是这个总机构的牺牲品，也是它的组织者。在这个机构中，每种社会学方面的现象都要被用关系学甚至精神病学分析探究一番。从那时起，一切都是可以解释的，同样，一切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以至于不可能再有那种无足轻重的审判--不是司法意义上的，而是道德意义上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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