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仅仅是那些过度敏感的人和智者注意到，[如下种种现象]会给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建设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对未来的普遍乐观遭到摧毁，彼此信任的意愿遭到摧毁，不同代人的团结成为泡影，“我不是[人家]想要的”和“努力奋斗是不值得的”的思想广为流行，个体的和国族的自我中心存在着各样弊端。当然，有许多人察觉到，家庭、教育系统和习以为常的道德，与受污染的河流、湖泊、海洋和森林一样，也在承受和吸纳能力上有着界限。不过，论到如何有所控制地与自身所引发的权势和力量打交道，我们自我威胁的文化在各个层面上的能力都还完全有待发展。在一种盲目甚至荒唐的幻象中，[希望]被寄托在自然与文化无穷无尽的更新能力上。<br> 我们的主导文化，在其疏导自身所引发力量的能力还完全有待发展的同时，却拥有非常惊人的禀赋，即在其试图不受阻拦地干扰时，克服和废除一切想要捍卫其自身部分领域或自然区域的努力和限制。一旦出现试图新建或维护自然、心理和文化的“保护区”的努力，这样的努力首先会得到一次来自政治、大众媒体和道德的支持与强化，接着出现的则是大约可称为“先搞大，然后再做小”（ErSt-gross-machen，dann-klein-arbeiten）的程序。某个话题，比如有线电视或基因技术发展的风险，会被如此冗长地反复带人公共关注的中心，直到“人们”“不再”能“听到”这一话题，大众媒体也变得对此漠不关心。在所谓密集和丰富的公共沟通时代，同时还会出现一些相对化的观点，即使这些观点仅仅是一些个体的、“不一样”看待事情的“声音”。然后，这些声音至少导致[此事应]暂缓的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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