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40年代末50年代初，燕京宗教学院的
去留问题和办学问题
我是1944年第一次认识赵先生的。当时我在日伪的北京大学政治系一、二年级读书。赵先生的朋友陈伟岷（我叫她“姑姑”）是圣公会的教徒，与赵先生很好。她带我到南沟沿圣公会去见赵先生。他刚从日本的监狱出来不久，住在圣公会写《圣保罗传》。陈姑姑曾跟我说了好多赵先生的事迹，我现在具体记不起来了，当然讲了他在狱中的事迹以及他对基督教的贡献等等，使我对他产生了崇敬的心情。
那次见面以后，很长时间未再见，直到我去燕京宗教学院赵先生门下读书。我与刘清芬、杨周怀、程紫明、张秀一班。我是在赵先生1948年参加世界基督教协进会阿姆斯特丹会议时入学的，比同班同学晚来半年，他们读了三年，我读了两年半。赵先生允许我与他们一起于1950年夏毕业。1951年8月，赵先生给我证婚。他大概给很多人证过婚，我是最后一个。
40年代末50年代是一个非常时期，对于宗教学院来说也是一个相当艰难的时期。作为宗教学院的院长，赵先生更是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要在时局巨变的关键时刻，对学院的出路做出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个人的命运，还有我们这些学生的命运后来都与此密切相关。（当然再后来，事情的发展和我们大家的命运都不是他所能掌握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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