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为笃论！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的演变，受明朝危亡、明清易代、异族入主等时事的影响甚大。那么，由清初恢弘博大的学术到乾嘉考据学的炉火纯青，其间，又受什么时事和人事的影响呢？以往许多学者分析认为是文字狱的迫害和清廷的高压所致。事实上，在康熙朝的中后期（“戴名世狱”以前），对汉人的思想控制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怖，而是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这就有必要对康熙的文化政策作具体的分析。其中，博学鸿儒的征召，是其崇儒右文之文化政策的重大举措，对当时的学术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br> 从学术思想的发展来看，步人清代，高度发展的宋明理学逐渐衰落了。在动荡变革的历史时代，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众多的思想家、学者在反思和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承袭着明末东林党人的“由王返朱”修正王学的思想脉络，继承和发挥了明末经世致用和实学思潮，着手于崇实黜虚的救亡实学，将理学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的层次，由重义理的发挥转向对经典的阐释，开启了经学的时代，将学者的注意力引向了文献典籍。到了乾嘉时期，经史考据，风靡学界。文字、音韵、训诂、辑佚、目录、版本等学问迅速发展，蔚为大观，成为清代最具特色、成就巨大的学派。那么，从顾、黄等大师到乾嘉学者其间几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怎样的学术转换和承接过程？由哪些人来具体承接？<br> 笔者将目光集中到受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师深刻影响的学者以及活跃在当时学界的人物诸如阎若璩、胡渭、万斯同等人身上。大致分析顾、黄等大师及阎、胡、万的交游状况就会发现，他们与博学鸿儒朱彝尊、潘未、毛奇龄、汪琬等人往来密切，不断切磋学术。而且，都在博学鸿儒开科期间会聚京师，参与《明史》、《一统志》的纂修。笔者将他们称为鸿儒一代学人，并将之与顾、黄等大师区别开来。因为两者的学术风格、研究宗旨、研究内容既有相同之处，有承袭，更有迥异之处，发生了由通经致用之学向经史考据之学的转变。鸿儒一代的学者，开始注目于经史的考据，致力于对传统学术的整理、总结，经世致用精神和民族思潮淡化了。学者们以经学为己任，具有保护文献的高度责任心，其兴趣开始在“道问学”中寻求知识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直接开启了乾嘉学派。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