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今本《传习录》下卷确实比较杂而不纯，而且没有像前两卷那样曾经过阳明的亲自审阅。钱绪山当日于刊刻时即已担心这样会使读者“之趋不一”，故特别于跋文中希望读者能“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如是，则可以“无疑于是录矣”。注意其所用的语词是“读者”与“是录”，可见钱氏之刊刻“传习”之“录”，正是仿“近思”之“录”，希冀来学者能透过“阅读”此“录”而得阳明真传；此“录”之性质已转为从文字性格上来意会与理解，这很好地解释了既然初刻《传习录》卷上之后，何以又选入阳明文字性书信之因；可见续刻《传习录》之刊者南大吉并未意识到原始性的《传习录》之“录”的性格。钱绪山将南本《传习录》中之书信编人《文录》于前，反映了与南大吉编刻《传习录》不同的走向；然却又在最后，还是依从了南本的做法，仍将“阳明论学书”易为“问答体”而重新编在新的三卷本《传习录》中，实不啻将文录之“文”抽出而编人记言的“语录”之中。虽然在《传习录》是语录还是文录上，钱氏确有其区分上的认知；但另一方面，在语录已“杂”而不能“之趋于一”时，钱氏还是偏向了以阳明亲书之“文”入于《传习录》中，意图化解语录在阳明身后所可能有的不可信度。然既知其可能引起争议于前，却又不能精审采择防于事先，争议、质疑终是不免，如顾应祥即以为《传习续录》所录之门人问答，多有未当于心者，“疑为门人传录之伪”，以“伪”而质疑。①足见此时已不仅是“之趋不一”的记言式分歧，而更是阳明殁后的“考文”为“伪”之问题了。钱氏作跋文言“之趋不一”时的背景，正是在阳明殁后，然最初之刻及用“传习录”是名，实在阳明生前，以是知《传习录》在阳明生前殁后，实有一段由“记言”而“成文”的演历过程。<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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