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早期耶稣会士之后，马礼逊博士那部著名字典的出版，被公正地认作是所有已取得的中国学研究成就之新的“起点”（Point de depart）。那部著作无疑留下了一座早期新教传教士那种严肃认真、热情诚挚和尽职尽责的纪念碑。在马礼逊博士之后的一批学者中，德庇时爵士、郭士腊博士可以作为代表。德庇时爵士对中国人真的一无所知，他自己也够诚实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肯定会讲官话，并能够不太困难地阅读以那种方言写成的小说。但是像他当时所掌握的那点中国知识，在现今怕是难以胜任任何一个领事馆的翻译职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仍能发现绝大多数英国佬对于中国人的看法，是受到他关于中国著作的影响。郭士腊博士的中国知识可能比德庇时爵士多一点。但他却浅尝辄止，不打算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已故的托马斯·麦多士先生后来在揭露郭士腊的虚荣方面做得不错。诸如此类的人还有传教士古伯察和杜赫德。此后，我们莫名其妙地找到了蒲尔杰（Boulger）先生，在最近出版的新著《中国历史》中，他把上述这些人引作权威。<br> 在法国，雷慕沙是欧洲所有大学中最先获得汉学讲座教授席位的人。对于他的工作，我们还无法做出适当的评价。但他有一本引人注目的书——法译中文小说《双堂妹》。那本书，利·亨特（Leigh Hunt）读过，由他推荐给卡莱尔，再由卡莱尔传给约翰·斯特林（John Stirling）。谁读过此书后都觉喜爱，说它一定出自一个天才之手，“一个天才的龙的传人”。这部小说在中国名叫《玉娇梨》，是一部读来十分愉快的书，但它只是中国文学中一个二流作品的代表，而且即便是在二流作品中也不占很高位置。不过，一想到出自中国人脑袋瓜的思想与想象实际上已得到像卡莱尔和利·亨特这些人的理解，总还是令人高兴的。<br> 继雷慕沙之后的汉学家有儒莲和波迪埃（Pauthier）。德国诗人海涅曾说，儒莲有一个奇妙而重要的发现，即波迪埃先生一点也不懂汉语，而后者也同样有一个发现，即儒莲全然不懂梵文。然而，这些著作家所做的开拓工作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优势在于对于本国的语言驾轻就熟。另一个可以提及的法国著作家，是德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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