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杜诗孕育了我的中国梦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
边兵尽东征，城内空荆杞。
思明割怀卫，秀岩西未已。
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
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
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
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贼起。
近闻昆戎徒，为退三百里。
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
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
杜甫《塞芦子》
我的整个中国大陆之旅，其实是从这首杜诗《塞芦子》开始的。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论文题目是《唐代的军事与边防制度》，平时读书便不免留意这方面的材料。有一天，读到杜甫的《塞芦子》，不禁深深为之着迷不已。后来，我不但在博士论文中引用了这首杜诗，来证明那五城对唐代西北的防卫是多么重要，而且我还特地到那五城去走了一趟。
这首《塞芦子》没有收入《唐诗三百首》等通俗的选集中。它并不怎样为人所知。我想许多念中文系的学生，恐怕也没有读过这首诗的。但我觉得，这首诗却很能为杜甫“诗史”的美名，作一个批注。许多时候，他的确是以诗来写史的——以唐诗写他那时代的唐史。所以读唐史的人，反而会很留意他的某些诗作。
比如，这首《塞芦子》便是杜甫评论那五城所写的一首政治诗。当时正是安史之乱的第二年。原本驻守在五城的边兵，都调往东部去应付安史的叛军。他认为这样让五城一带的边防空虚不妥，所以建议在芦子关这个要塞，调派一万人守关。清代杨伦的《杜诗镜铨》，便说这是杜甫“以韵语代奏议”，以诗的形式代替正式的公文奏议，向皇上提意见。
这首诗用了不少时事典故，颇不易懂。如今隔了一千多年，大家恐怕都得翻查杨伦等人的笺注，才能看懂这首诗了。且让我也根据杨伦等人的注，把全诗的意思用现代的白话文再说一次：
五城有多遥远啊？遥远得隔着黄河水。边防的兵士全都调往东向去作战，城内空虚得长满荆棘。叛军将领史思明割舍了怀州和卫州向西前进，另一叛军将领高秀岩也向西不停进发。如果这些叛军趁机往西边的大漠绕个大圈包抄过来，那么所谓潼关以东崤山和函谷之坚固可守，就要落空了。延州本来是陕北的门户，关防还有些可靠。哪里能得到一万人，赶去堵守那里的芦子关以防叛军。长安西边附近的岐山扶风，有薛景仙防守，从旁制止山贼起来闹事。近来听说昆夷、犬戎，也因此退了三百里。芦子关扼制着两寇，其深刻意义就在这里。谁能叫皇上明白，胡人的行动快得像鬼。
诗一开头提到的“五城”，指的是唐代在黄河外所筑的五座军城：丰安城游盛唐
（今宁夏中卫附近）、定远城（今宁夏平罗附近）、西受降城（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及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以南）。这五城首尾相应，形成一条长达一千多公里的防线，防止突厥和吐蕃的侵扰。
其实，据古今中外学者所作的年谱和考证，杜甫本人是从未到过这五城的，难得他却对五城的防卫和时局，有那么深的认识。安史乱起，玄宗往南奔蜀避难。他的儿子肃宗则往北逃到灵武（今宁夏灵武附近）即皇帝位。当年的灵武正好位于五城中的第一城丰安城和第二城定远城的中间。杜甫原想到灵武拜见皇上的，不料中途却被叛军捉拿，送往沦陷的长安。他大约便是在这时写下这首《塞芦子》诗的。等他逃出长安时，肃宗已南迁到长安以西约一百五十公里的凤翔（今陕西凤翔）。杜甫就在那儿“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凤翔离五城当中的丰安算最近的了，但也还有一段距离，至少还得走上五百公里的路。难怪杜甫要问，“五城何迢迢”啊。
至于远在今内蒙古的三受降城，唐代诗人当中似乎只有李益到过。他的《夜上受降城闻笛》收在《唐诗三百首》中。小学生大概都读过：“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第一句形容回乐峰前的“沙似雪”，可见唐代士兵戍边的场景是如何黄沙满天。
《塞芦子》中提到的这五城，看来是那么的遥远，连杜甫本人都没到过，而且还在咏叹“何迢迢”。于是，这五城在我的想象中慢慢变成了一种诱惑。虽然我知道这五城其实早已不存在，早已埋在黄河外的沙漠中了，但我想我还是可以沿着五城的火车路线去走一回吧。
当然，我少年时就很想浪游整个中国。可是少年的梦像轻烟一样，很模糊的，是没有任何旅行路线图的。一直到我在研究所读了《塞芦子》这首杜诗后，我的中国梦才变得清晰起来，才算第一次有了一条真正的旅行路线：我要乘坐火车走完这杜甫五城的全程。我要从现代的兰州出发，顺着黄河的流向往北，经过中卫、银川、平罗、五原和包头，一直走到呼和浩特，去感受那“五城何迢迢”的滋味。这条铁路线，几乎全都建在黄河外的沙漠上，就像杜诗所说的“迢迢隔河水”。全程约一千两百公里，坐火车大约要二十一个小时。结果，我花了两天才走完，中途还在银川停留了一晚。这五城可见是多“迢迢”啊！
这首杜诗孕育了我的中国之旅。我后来越走越远，去的地方越来越多，前后进出中国大陆九次之多。如今回想起来，我还真有些不能相信，我曾经乘火车、挤巴士，在那辽阔的大地上走了超过四万八千多公里的路，走完了几乎整个中国。
第二章 欲往城南望城北
曲江
那么多唐代诗人在长安（今古都西安）生活过，做官或者四处干谒求功名。他们有的最终发达了，如高适；有的到老还是贫苦，如杜甫。他们写过那么多咏叹长安景物的名诗。这些诗合起来，真可以作为我在西安的“向导”了。至少，每到一处，总会让人想起一首唐诗来。
比如，我常觉得，杜甫的诗就是很好的西安“导游诗”了。那年秋天，我从广州乘坐第272次直快车，在火车上度过了两天两夜，来到了西安。我第一个去寻访的地方，便是杜诗常提到的曲江。杜甫写过好几首咏曲江的诗，如《曲江三章》、《九日曲江》等等，但最有名的，恐怕还是那首收入《唐诗三百首》的《丽人行》了：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这“水边”，指的便是长安东南方的曲江池边（今西安大雁塔东南方）。三月三日是古代的上巳节。古人在这一天到水边游宴采兰，驱除不祥。这首诗写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和他的三个妹妹，在这一天到曲江池边游宴作乐的骄态。他们所吃的，很有些中亚风味，也很能反映唐代“胡化”之深，竟是骆驼峰肉，用翡翠锅子烹煮的，以及素白之鱼，用水晶盘子盛着的：
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
可是，据杜甫说，他们对着驼峰素鳞那样的美味，竟握着犀牛角做的筷子迟迟不夹菜，吃腻了：
犀箸厌饫久未下。
杜甫写诗，常让人有身历其境的感觉，所以我说他是个很好的“向导”，好像他就在旁亲眼见到这些美味似的。他连杨家兄妹用什么锅子，用什么盘子，用什么筷子，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然而，我去了曲江一趟回来，觉得这首《丽人行》还隐隐让人感觉到长安城范围之大。杜甫是个很细心的诗人。他当然知道唐代的宫殿位于城北的龙首原（今西安火车站以北的龙首村一带），而曲江却在城南（今大雁塔东南），两地其实隔得很远的，约有十公里之遥。所以，他写宫中的太监和御厨给杨家兄妹送来山珍海味时，就有下面两句精确的描写：
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
十公里的距离，当然得骑马送菜了，而且还得出动快马（.“飞鞚”）， “络绎”而来，可以想见唐代长安城南北之遥了。
杜甫本人在长安困居了十年，生活潦倒，是骑驴的。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自己“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我在西安时，倒喜欢骑着一辆租来的旧脚踏车四处闲荡，去细细体会杜甫和其他唐代诗人，在他们诗中所呈现的长安城之大。
当年我住在西安北部火车站对面的解放饭店。从我住的饭店五楼长窗，可以见到火车站雄伟的建筑。火车站屋顶上正脊左右两边的那一对鸱尾，最令我感兴趣了。有些学者说，鸱尾其实是取一种海鱼尾巴的形象。它旁边那弧形的条状物，刻的便是鱼鳍。但在我看来，鸱尾更像是一头勇猛老鹰的整个头部，倒转竖立在正脊上。唐代或仿唐建筑的正脊上，都有这对鸱尾。这火车站远远看去，确有些盛唐气象。它的建筑格局，正有几分像山西五台山那座著名的唐代佛光寺东大殿。
我就在饭店的小卖部，租了一辆脚踏车，沿着一条又长又宽又直的大道，骑到东南部的曲江遗址。全程约八公里，我骑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唐代宫殿的位置，比今天的解放饭店和火车站一带还要北，约偏东北两公里。当年，宫中来人骑马给杨家兄妹送菜，得骑上约十公里的路。菜送到时，恐怕早都凉了。杜甫骑驴，看来比我骑脚踏车还要慢。
《丽人行》是杜甫在公元753男13年写的。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杨贵妃、杨国忠和那杨家三姐妹，全都在长安附近的马嵬驿被杀。杜甫被困在沦陷的长安。过了两年，公元757年，又一个春天，他偷偷地跑回曲江去， “春日潜行曲江曲”，写下一首哀曲江的名诗《哀江头》（也收在《唐诗三百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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