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历史旧账<br> 纽约大学文学院院长托尼·约特是著名的欧洲现代史专家。他在为《泰晤±报文学增刊》1994年2月11日评论《暴力的种族歧视在欧洲》、《仇恨的自由》和《血缘与归属》等著作时表述了他对历史颇不寻常的见解。<br> 约特指出，东欧国家在摆脱了苏联的控制之后发现自己立即背上了新的包袱。很多西方顾问和组织怂恿它们采用只见于新古典派教科书、没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实行过的大规模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然而西方国家对东欧产品进入其市场却设置了种种障碍。共产党政府下台四年以来，东欧国家在政治和经济革命（革命即是渐进式改良的对立面）的双重压力下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东欧的文学和知识分子对东欧历史的进程曾起到极大的作用，但是，当初忙不迭地把哈韦尔和他的朋友们当作未来潮流的杰出代表而热烈欢呼的西方记者和评论家现在却致力于暴露这些充满了怨恨的国家的阴暗面。约特强调，东欧国家当前出现的种族歧视和反犹主义有深厚的历史背景，他不无忧虑地表示，历史上一些犯忌讳的论题恐怕还是回避为好，为了追求所谓的真理而冲破一切禁区的藩篱反而容易造成灾难性的后果。<br>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禁忌。开明人士一般总以为取消禁忌有益于社会的心理健康。在有的国家，由于官方的禁令，人们曾对某些问题噤若寒蝉。一旦有了言论、创作或研究的自由，敢闯禁区、不怕犯忌成了道德勇气和社会良心的标识。但是，把人们私下记得的、非官方的历史公之于世并不一定能自然而然地使社会上变态的情绪消失，正如正视痛苦的历史并不意味着能坦然地面对将来。只有弗洛伊德的忠实但过时的信徒才相信，让一个精神病人无所顾忌地谈论个人经历中黑暗的旮旮旯旯对他会有神奇的疗效。<br> 近几年来，西方一些史学家引发了关于维希法国、纳粹德国的辩论。最近还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意大利内战的不同意见。在部分学者中间存在着这么一种看法，重新谈论这些复杂的历史问题一时会引起公众的不安，但从长远来看这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公众将承认，自己民族的历史上有不足为人道的一面。可是这些自由争鸣有其代价：正如法国极右组织国民阵线一位头目在1991年兴高采烈地所说的，如果破了一些禁忌，其他禁忌也将随之而去。要讨论维希法国的历史真相，怎么能回避很多法国人坚决支持贝当政府、法国人民当时享有仇恨犹太人的“自由”这样的史实呢？国民阵线提议法国人爽快地承认这些史实，并以此为荣。国民阵线的立场令人厌恶，但是谁能说他们在虚构历史？<br> 任意暴露家丑（在国民阵线的眼里，那家丑就是光荣历史）在政局稳定的法国产生了某种情绪激昂的对立。当今东欧诸国的政权还比较脆弱，对过往历史不加限制的讨论构成了对这些国家的未来的威胁。东欧人对原先被禁的话题如今津津乐道。在罗马尼亚，二战时的法西斯独裁者伊昂·安东尼斯库被新一代中怀旧的民族主义者视为英雄，原因十分简单，共产党曾对他大加伐挞。出于对安东尼斯库的崇拜，这些反共的民族主义者有意忽略他残杀犹太人这一史实，从而间接地使现今重新抬头的安东尼斯库式言论合法化。吉卜赛人又成了罗马尼亚官方和半官方的攻击对象，正因为共产党当时一字不提民族差异问题。在东欧，禁忌确实不再束缚人们的思想了，大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做未必有益。<br> 最引人注目的是，民族骄傲和民族的、非共产党的历史以前是被禁的，现在则值得大肆炫耀。有的知识分子希望人民不要追究以往的冲突，把惨痛的记忆暂时搁置一边。但是有人指控他们妄图恢复共产党的审查制度，使百姓钳口结舌；他们还犯有和共产党一样的罪行，对本国历史中难以解释的现象不是视而不见就是一味掩盖，强行使人们接受一部和个人经验完全不相吻合的民族历史。与这些谨慎的知识分子恰恰相反，大批记者、教师和政客别有用心地回忆本族人民所经历的或真或假的外侮，并且树立本民族历史中光芒四射的英雄的形象。他们竭尽全力重写一部真正符合史实的、“健康的”历史。这方面的努力充分反映在克罗地亚或塞尔维亚的“历史之战”乃至《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读者来信中。<br> 约特主张，有的禁忌还是不破为妙。在东欧曾有过多民族和平共处的先例，这才是值得我们回忆的。1929年成立的南斯拉夫王国从诞生以来就是问题重重的联盟，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它又因内战四分五裂。但是，铁托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成功地使南斯拉夫维持统一，他推广一部与事实相去甚远的官方的南斯拉夫近代史。我们不能从今日南斯拉夫的悲剧得出铁托做得不对或他的努力归于失败的结论。巴尔干半岛很多年轻的和不那么年轻的人认为自己是南斯拉夫人，他们的境况尤其值得同情。原布拉格大学教授托马斯·马萨里克（1850—1937）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流亡国外，他在协约国的支持下于1918年创立了原先并未存在过的捷克斯洛伐克。他曾说，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国家需要五十年的时间才能在公民心中深深扎根。他精心选择了一些非真非假的“史实”作为统一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理论基础。他的做法在世界史上绝非鲜见（统一的意大利也是靠一些“神秘的”历史依据来维系的）。对以往历史“不顾一切的诚实”（且不论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并不能带来一个更自信的斯洛伐克或政治上更稳定的罗马尼亚。约特预言，太多的关于中、东欧不加掩饰的历史只会使有关国家的前景更为黯淡，真率是危险的诱惑。西方如果能用实际行动帮助东邻克服历史和地理造成的心理创伤，该地区就不会一心要觉醒并沉溺于憎恨和自怜。在文章的结尾约特说了一句与传统智慧截然相反的话：要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最好办法不是记，住历史，而是把它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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