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其代表作《国是三论》(1860年)之中指出:“五大洲之内,亚细亚之中国乃面II缶东海之巨邦,文物开发之早,稻麦黍稷,人类生活之无所不足,乃至智巧、技艺、百货、玩好,皆取之不绝,无比丰饶。上自朝廷下至庶民,乃成自尊骄傲之风习,虽准许海外诸国朝贡贸易,往往无所求之意,又不知取他人智识之事,故中国兵力衰弱,诸州饱受凌辱也。”①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自尊骄傲、不启民智、兵力衰弱,故遭到了鸦片战争,乃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犯。
横井小楠进一步指出:中国历史上闲人辈出,制度文物领先世界,因此将周边未开化、野蛮的外国称之为“九夷八蛮”。而今,强大的海外诸国加以报复,反视其为“夷狄”而蔑视之。中国即便保持了独立国家的体面,但是其根本国体完全丧失,不得不说其“大帝国的荣光成为虚幻”。但是,横井小楠并不主张抛弃中国,而是强调中日之间“唇寒齿亡”,日本不可“坐视旁观”,必须采取“天地公共之实理”的开国之政策,积极推行富国强兵以共御外侮。②
概而言之,日本之所以出现了“中华意识”,背景:其一是通过西方学问的翻译,将中国学问与西方学问进行对比,从而逐渐转向了西方,而后鸦片战争之中中国战败的消息传到日本,转向西方学问这一命题进一步得到了确认。其二则是延续了中国的华夷秩序之观念,并在与西方的对抗意识下开始觉醒的一种主体观念。不过,正如日本学者小岛晋治所指出的,幕府末期的日本知识分子对于坚持儒学的中国还是抱着一种“敬意与亲切”之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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