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有关田产、奴婢、牛马等重要商品的买卖还须经官府的同意认可，双方要履行税契的程序，才具有法律效力。买方将契纸呈送官府，交纳契税，取得官府颁发的红契。清代的契税已由过去的买卖双方共同交纳变成了单方交纳，清代的《户部则例》对奴婢买卖的契约作了如下说明：“民人契买奴仆，呈明地方官钤印契内，有犯验契究治。”官府之所以验契，是因为红契和白契两种书证的法律效力不一样，红契所买永为奴婢，而白契买者允许赎身。相比于白契，红契类似于经过官府认定的公证程序。民间从事土地、奴婢等商品买卖所制定的契约使用红契，红契相对于普通的契约而言，属于特殊的书证形式，其法律效力和证明力要强于未经官府认可的白契。
明清两代，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书证也广泛适用于刑事诉讼领域。屡兴文字狱是明清时期刑事法律的一大特色，文字狱的特点是以语言文字定罪，因此，书籍、诗文等也成为重要的书证材料。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经常以语言文字而杀人，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有“作则垂宪”四字被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被诛；福州府学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而诛。康熙五十年（1711），“副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悖逆语，辞连苞族祖孝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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