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中国热”既不同于法国，也与英国有异。上流社会对于中国情趣的热衷，大体上与英、法两国相同，但民间几乎从未出现过法国那样的狂热。然而，德国的学者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不但远胜英国人，而且在时间上还早于法国人，当莱布尼茨潜心研究中国并取得相当成就时，法国尚无非教会的学者对中国给予认真的关注。如果说，法国人对于中国的关注，隐含着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探讨，因而始终伴随着激烈的论战，宗教色彩和政治色彩都相当浓烈，那么，德国人对中国的研究就相当超脱，多数学者基本上是把它当作纯粹的学问来研究的，他们彼此虽有交流，但少有争论，更没有形成相互对立的两种看法。这种情况当然与德国社会发展滞后于法国有关，从政治上说，德国尚未实现统一；从经济上看，德国社会离资本主义也比法国更远些。“中国热”在德国不是一股潮流，更不是一种运动，因此，它对德国的影响主要显现在某些哲学家和学者身上，并未对整个社会造成震动。①
在德国，莱布尼茨及其弟子沃尔夫、杰出的思想家赫尔德，于理性主义笼罩欧洲大陆时，带上了理性的眼镜，审查了他们对中国感兴趣的一切，也把中国法律文化纳入他们的视域和视角，从而造成一种典型的从自己看别人即从西方看中国的文化共识现象。莱布尼茨赞美以维持公共秩序为目的的中国道德，并从中国发现了他的理想。在老师的影响下，沃尔夫坚信一切道德政治都不能与中国人的原则相比拟，成为孔子的殉道者。但到了赫尔德那里，他却异常尖锐地宣告“道德政治乃是中国这块土地上人类理智幼稚的尝试”。这之后，这种与“崇拜中国文化”的欧洲主流截然相悖的反调，一直传播到世纪转换时期的黑格尔，乃至当代的韦伯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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