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两国对话沟通管道日趋丰富、完备，为双边关系稳定发展提供了机制保障。近年来，两国高层接触频繁程度世所罕见。自2009年1月以来，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已12次会晤、7次通话、34次通信，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多次与奥巴马总统等美领导人会面，拜登副总统、习近平副主席实现了互访。双方建立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王岐山副总理、戴秉国国务委员、克林顿国务卿、盖特纳财长分别任两国元首特别代表）、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刘延东国务委员、克林顿国务卿分别任双方主席）、商贸联委会（王岐山副总理与美国商务部长、贸易代表对谈）、科技联委会等60多个对话磋商机制，涵盖了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两国之间还建有元首、外长热线，王岐山副总理也与盖特纳财长经常通话。戴秉国国务委员与克林顿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的小范围会晤迄已分别举行5次和3次，每次时长都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官式会谈。两国之间高频率和形式多样的高端机制化交流起到了增加了解、减少误解、扩大合作的重要作用，所取得的成果、达成的共识务实、丰硕、可见，双方均已表明要使这样的沟通和协调跨政府、长效化。
两军关系是中美关系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美两军交流与合作得到了积极发展。双方通过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和国防部直接通话等就涉及两国两军互信的重要问题进行对话和沟通，还开展了海上搜救联合演练、合作寻找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和军事院校、退役将领等多层次、多军种、多形式的交流。但两军关系不时受到美售台武器等问题的冲击和干扰，部分对话交流一度中断，责任完全在美方。中方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军关系发展。今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赴五角大楼访问，就如何推动两军关系健康发展提出重要指导意见。5月梁光烈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访美期间表明了发展两军关系、为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发挥积极作用的态度。他说，“我们应该站在面向21世纪的高起点上，以更加宽广的战略视野，规划好两军关系今后的发展方向，努力建立与两国关系相适应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军事关系”。只要美方切实消除对台军售、迪莱修正案等长期制约两军关系的障碍，两军关系就可以顺利发展，为推动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作出更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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