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
亚纳耶夫对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痛心疾首,认为自己作为当时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因此在苏联人民面前有沉重的负罪感。他写道,苏联之所以解体,首先是苏共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乱象,这个乱象源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亚纳耶夫认为,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各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出现过消极因素,如大规模镇压。但这主要是当时残酷的党内斗争和周围帝国主义国家环伺等主客观因素使然。在1956年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大肆揭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结果,“群众的意识中被植入了思想虚无主义、无动于衷和怀疑一切的种子。这些杂草的种子狂长,到千年之末,杂草已经长满曾经是伟大国家的广袤空间。在我看来,这几乎成了‘共产主义帝国’日薄西山的主要客观原因”。
其次,苏共失去战斗力,难以驾驭复杂局面。亚纳耶夫认为,苏联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第一个是多民族的1800万名党员;第二个是多民族的军队;第三个是多民族的执法体系。亚纳耶夫说,苏共当时看起来非常强大,但不灵活,充满惰性,因为它在极其“舒服”的条件下生活得太久了,所以面对来自反对派的攻击和复杂的国际局势,怯于应对。尽管苏共对戈尔巴乔夫本人仕途飞黄腾达给予了巨大支持,但是他还是踢开苏共搞改革,对本已脆弱的苏共给了致命一击
第三,戈尔巴乔夫软弱的个性和无能。亚纳耶夫强调,戈尔巴乔夫“内心不希望把苏联弄垮。无论人们怎么议论他,这个倒霉总统还是想保留自己的‘王冠’,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权力抓住。他的手脚被缚,因此不得不转向‘左右逢源’,但是‘左右逢源’过了头--丢失了政权,毁灭了国家,这给他留下永远难以抹去的耻辱”。
第四,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对抗。亚纳耶夫认为,谈苏联解体不能不考虑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动物学上的相互憎恨”,“戈尔巴乔夫不能用其内在力量、强大的能量去对抗竞争对手,总书记、总统从来就没有类似的优点。而叶利钦则像坦克和推土机一样,可以横冲直撞”。结果,“这场竞争演变成了不妥协的权力斗争,最终付出了苏联被毁灭的代价”。
此外,他还对苏联解体的“阴谋论”作出自己的判断。俄罗斯至今有人认为,苏联解体是西方长期玩阴谋颠覆的结果,亚纳耶夫对此基本表示认同。他以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盖茨说的“苏联只能从内部来炸毁”的话来佐证。但有人提出苏共前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是俄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而且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相互策应,联合搞垮了苏联。亚纳耶夫认为这种说法证据不足,难以认同。
二 关于参加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原因
亚纳耶夫曾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首脑,签发了有关文件。但据该书披露,事件的主谋是克格勃主席克留契科夫和中央书记舍宁,他们早在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日本时就要采取行动,亚纳耶夫“说服他们放弃当时看起来没有任何理由、过分冒险的激进行动”。同年8月18日,亚纳耶夫正在朋友家里作客,苏联政府总理帕甫洛夫和克格勃主席连续给他打电话,要求他赶到帕甫洛夫的办公室。参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另外七人请亚纳耶夫出面领导,他起初坚决拒绝,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主任波尔金威胁说:“我们不得不在您不参加的情况下行动。明天我们将会遭到逮捕,这近乎百分之百。”于是,在这种压力下和出于拯救国家的愿望,亚纳耶夫“拿起钢笔签署了关于建立国家紧委会的所有文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活动失败后,有人把苏联解体的责任推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身上,说它不仅没有保住苏联,反而成为其瓦解的唯一肇事者。亚纳耶夫竭力为自己辩白,认为类似的声明“如果不是荒谬,就可视为我国异乎寻常强大的邪恶力量的自白。只要认真想一想,我们的先辈们70多年来用难以尽述的努力和数千万人牺牲的代价建立和捍卫的强大国家,我们在三天之内就轻易地毁灭了。这是胡说八道。绝对不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三天之内毁灭的,而是那些多年来在国内培育全面危机--经济的、政治的、干部的,最后还有道德情操危机的人。人们对权力的信任被彻底破坏了,这是危害最大和最不可逆转的因素”。
三 关于自己从戈尔巴乔夫的拥护者到反目成仇的心路历程
书中披露,亚纳耶夫与戈尔巴乔夫曾惺惺相惜,相互支持。亚纳耶夫坦承:“当我一进入政治精英队伍,我就与他保持了密切关系。我喜欢这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来领导党。与那些重复别人的思想、有时重复别人错误的那些木乃伊不同,这个人说话谦和,乐于交换意见。特别是在其担任领导的第一阶段,他提出根本地改变人民生活质量的途径,谈到应该广泛运用能够提高经济效率等等的物资刺激。这些想法不能不使人欢欣鼓舞。我在各种各样重要的活动中不止一次地发言支持戈尔巴乔夫,他就注意上了我。”戈尔巴乔夫对亚纳耶夫也是青睐有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提拔他出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还提议他领导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和电视委员会、担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但均被亚纳耶夫婉拒。随后,戈尔巴乔夫以“党组织”的名义推荐亚纳耶夫出任苏联副总统,实现了其令人目眩的仕途“大跃进”。亚纳耶夫对此有点得意,也忘不了批评:“屈指可数的几个月里,总书记总统为我‘寻找’了这么多的职位,许多年你都碰不上这样的机会。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里,干部选拔在国家最高领导人那里成了突出问题。”
但随着改革使苏联风雨飘摇,亚纳耶夫与戈尔巴乔夫渐行渐远,他开始批评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戈尔巴乔夫领导下改革的六年是废话说够和真正到处欺骗的时光。改革所宣布的任何一个目标都没有实现。人民的生活急剧恶化。到处都在怠工、腐败,各级权力机构的瘫痪加剧了反社会情绪的增长。”最后,他们终于分道扬镳,亚纳耶夫忏悔道:“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之一是相信了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委员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中,我是最后一个依然真诚地相信,一个广阔无垠的大国总统不应该是说空话和无足轻重的人,他迟早会利用馈赠给他的权力为国家谋利益。这个人背叛了国家、人民和友谊。可以预先就猜到他的某些步骤,但是我难以想象,开始进行改革的总书记,何以成为某种反复无常的人。这不是胆小鬼的问题,而是总统没有权利成为胆小鬼。”对自己来说,承认这些“是恶心和羞耻的”。
此外,亚纳耶夫曾于2001年访华,发表了自己对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基本看法。他基本认同中国的发展道路。在本书中,对中国着墨不多,但面对中国的蓬勃发展,反思苏联解体的悲剧和俄罗斯的混乱局面,他有感而发:“经历过极其巨大的社会灾难的中国人,在毛死后,没有把他的纪念碑连同底座一起拔掉。中国人没有进行毁灭性的思想政治改革,而是倾向于纯经济改革。不对政治基础做出部分修理也是不行的,然而,中国共产党人绝对没有效仿他们的北方邻国。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改革给其国民带来的不是灾难性的破坏,而是国民经济的急剧发展。”
总之,亚纳耶夫作为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其回忆录提供了苏联解体尤其是“8·19”事件的不少细节。当然其中也有作者的主观判断和一面之词,但对我们深入了解那个惊心动魄的事变、反思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仍有一定参考作用。所以,我们翻译了该书,于2011年在“8·19”事件20周年时以内部资料发行,并得到一些读者的好评。现在我们公开出版,可以使更多的读者了解当时那个复杂历史时期各个当事人的表现。本书能够公开出版,中联部于洪君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明副院长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部主任刘淑春研究员等人提供了各种形式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在本书出版时,译者把《真理报》上刊载的维克多·特鲁什科夫的一篇书评翻译出来作为附录,同时对书稿作了重新校订和润色,并在每个章节中都概括出精彩内容作为目录的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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