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到实践
主张回归行会制度的人们着实感觉到了从经济角度论证其观点的难度。尽管从社会学角度对流动个人社会所引发的“无序”的揭露获得了无可争辩的反响，要想从经济学角度证明行会制度的优越性就没那么简单了。当时他们感受到的问题确切地说就是：应该如何解释，为什么“在理论上”有利的事却导致了“在实践上”具有毁灭性的措施？这种理论的许诺与实践的结果之间的反差也不是新鲜事。当年把大革命的“罪孽”归咎于抽象思想的人们所持的正是这种看法。从伯克到博尔塔利斯，这一现象在无数著作中被提及。1805年至1821年间，同一观点又被套用到了行会问题上，行会支持者们感叹，在消灭了特权的同时，一种积极的行业组织模式也被毁灭了。苏弗洛·德·莫莱曾指出：“在行政和商业领域，丰富的想象实在是现实的大敌。”拉瓦舍一杜普莱西斯也疾呼，“抽象主义”、“空洞的理论”和“投机性的意见”要为经济和社会混乱负责。一位商业组织观察家曾总结道：“我们被普遍理论的逻辑牵着鼻子走，却没有去探究更可靠的现实问题，我们本想获得幸福，却最终必然自食恶果。”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被认为是症结所在，但其动因却晦暗不明。西斯蒙第是第一个真正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的人。他的情形颇为有趣，随着对该问题分析的深入，他在几年间便从亚当·斯密的信徒变成了行会组织的捍卫者。他在1803年出版了首部重要著作《论商业财富》，该书严厉批判了行会师傅制度，也对学徒制度大张挞伐，把行会看成是“反消费者反社会的联盟”。工商业的绝对自由在他看来却是金科玉律。而他在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新原则》却有了根本的转变。他在该书中呼吁“给予各行业组织行会的权益”，尽管同时也拒绝“重建师傅特权”和征收“管事费”。他以更为审慎的态度回顾了行会的历史，承认了其功绩，但也毫不掩盖其弊端。该如何理解这一转变呢？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一切征兆恐怕在西斯蒙第的转变中起了相当作用--这一点我们在下文还要提到。他恐怕更关注保护劳动者的具体条件，而不是如何从形式上保障行业的平等进入。但他的转变也来自他对其学科的意义和地位的思考。他曾坦言：“没有任何一种学科比政治经济学更需要经验的指导；理论在这一学科会造成比其他任何学科更多的谬误；因为在其他学科中，把握各种具体情况的难度远没有这样高，这些情况看似彼此独立，其实却相互作用；在其他学科中，预见我们所做改变的后果的难度也没有像在政治经济学中这样高。”这一认识道出了信息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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