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希罗（Daniel Chirot），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国际研究与社会学教授，担任东欧和西非的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顾问。
    克拉克·麦考利（Clark Mc Cauley），是布林毛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心理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施（Solomon Asch）族裔政治冲突研究所主任。

    纵观历史，原来最平常的人只要被恐惧、仇恨及愤怒吞噬，也会变成不折不扣的杀人狂魔。现代国家政府的兴起却令屠杀更具效率，因为除了武器技术的提升，国家机器更能通过种种训练及组织，令执行屠杀者铁石心肠，令杀人如例行公事。
    《为什么不杀光？种族大屠杀的反思》的两位作者一位是社会学家，一位是心理学家，他们探讨了这些屠杀者的理论依据，因为即便到了今天，仍然有人认为消灭身陷政治、文化、族裔敌对之中的平民，成千上万地予以杀害，是理直气壮的。这种思维背后潜伏着怎样的阴暗冲动？作者认为，屠杀的四种主要动机是便利、报复、单纯的恐惧、担心污染。诉诸心理情绪则有恐惧、愤怒、仇恨、爱（族裔净化时对本族过度的爱）、羞耻、屈辱和厌恶等。
    族群之间的差异，是民族身份的核心，却能被民粹领袖利用，把对方妖魔化及非人化，潜藏在人们心中的恐惧、不安及焦虑被搅动，恐怖和血腥随之而来。如作者所言，要避免悲剧重演，所有人均要拆除隔开他人的栅栏，并学懂欣赏每个生命的独有美丽。
    为什么不杀光？因为“他们”与“我们”样，也是人。

    反犹太主义是一个十分多面向的现象，不可能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解释，其中是含有许多个不同部分的。在20世纪初期的维也纳，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和改奉基督教的犹太人一样，都在专业人士与知识分子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统治的奥匈帝国官方立场是包容的，实际上却是越来越敌视犹太人（Beller1989）。比较开放自由的时代正在终结，是因为社会急速变迁，也因为“外来者”日益进展，更因为崇尚纯正化的日耳曼民族主义信仰正在滋长。就在社会变迁、固守族裔文化的新风气、怨恨情绪逐渐加剧的时候，恰巧盛行起有关种族与优生学的伪科学言论，这些又与保守的宗教反现代主义一拍即合。年轻的希特勒就是在这个时期的维也纳吸收了塑造他日后世界观的各种有关种族和历史的通俗理论（Schorske1981，120-146）。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中欧（就像15世纪末驱逐犹太人的西班牙），也正是重提犹太人有杀基督教儿童仪式的传闻之地，说来并不是巧合（Kieval1997）。
    如果只凭单纯的实质考量把恐惧污染的心理交代过去，例如说那是阶级冲突互斗的一种形态，或说是愤世冷血的统治阶级在操弄容易受骗的一般大众，根本没说中要点：被恐惧牵着走的人为什么会毫不手软地犯下显然罔顾任何实质盘算的可怕罪行。也许是因为基本上是正派的人难以相信恐惧者会狂热到这种地步，所以要另外找比较“合乎理性”的解释方法。例如德柏拉·李普史塔特（Deborah Lipstadt）讨论美国人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反应，就说当时不愿正视问题之严重——甚至在1942年以后证据越来越明确的时候仍抱持怀疑，是有充足理由的。因为新闻界仍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关德国人残酷行为的夸大不实报道，而且来自中欧与东欧的屠杀犹太人传闻根本教人难以置信（Lipstadt1986）。这也不无道理，观念自由开放的人根本无法忖度是多么深的厌恨与恐惧在左右德国当时的官方政策。
    ……

作者平装本序
导论我们是嗜杀者还是致力和平者？

第一章 为什么要灭族屠杀？古今有别吗？
导致政治性集体谋杀的四个主要动机
现代的灭族屠杀和族裔净化是不同的吗？
重返部落状态与现代的国家政府

第二章 灭族屠杀行为的心理依据
怎样把常人变成屠杀者
组织
诉诸情绪：领导者与跟随者
将他人简化为“本质”
差异越小越可怖
灭族屠杀的条件

第三章 有限度的作战为什么比灭族屠杀常见？
衡量灭族冲突的成本
限制战争造成的损伤
异族通婚：化敌为亲
建立作战与交流规范以约束暴力
异族通婚的规则、行为准则、夸富馈赠的意义何在
商业的强制力
道德观念的理直气壮
企望解决之道

第四章 降低政治性大屠杀的现行对策
降低族群冲突的国家政策
怎样约束申冤与报复的要求
促进宽容的方法
国家政府在促进和平交流中的关键角色
个人权利与多元文化的历史
结论最终的答案
致谢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