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祖当贤,后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从必尊,此以世举贤
也……以世举贤,虽欲无乱,得乎哉?就是说,祖先是权贵、有声望的,其后代子孙也必然高贵、显赫,即使他们行为像夏桀、商纣那样暴虐荒淫,也一定要把他们摆到至尊的位置上去,这就是按家世门第选人的方法。按家世用人,又想国家不乱,那可能吗?荀子所分析的“稽谱牒”制度的内在原因,我们后来所说的“老子英雄儿好汉”便包含了它。中国古代的大量史实证明,以世举用稽谱牒的结果,将导致国家大乱甚至国亡。
墨子凭着自身的体验,深感“稽谱牒”的诸种弊端,大胆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观点,从理论上否定“稽谱牒”的存在根源和必要性。他在《墨子·尚贤》中说:
虽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
事……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者则举之,无能者则下之。显然,墨子否定重家世门第的“稽谱牒”的武器是用人唯贤,应以贤能为标准来决定选拔、晋升的标准。民与官、贱与贵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转化的枢机则是贤和能,有贤有能,则民可为官,贱可转贵,反之,无贤无能,则官可成民、贵可转贱。墨子的思想带有历史进步意义。提倡贵无终贵、民非永民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找到了破除“稽谱牒”的武器。孟子为这一武器寻找有力的现实依据,他满腔热情地寻找和赞誉出身微贱但才能卓绝且得明君慧眼识得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他在《孟子·告子(下)》说:
舜发于畎亩之中,传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
举于士,孙叔敖举于酒,百里奚举于市。此段话均来源于史籍记载:舜是传说中原始部落联盟的首领,是从农民中荐举上来的;傅说是殷武丁的贤相,是从土木营造的工人中荐举的;胶鬲是周文王的大臣,是从盐商中荐举出来的;管仲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是从学人中荐举的;孙叔敖是楚庄王的贤臣,是从海边荐举的;百里奚是秦穆公的贤相,是从陪嫁奴中挑选的。孟子赞扬的六个贤臣圣君,均属“四民”,即士民、农民、工民、商民,他们由低贱到高贵的典型范例,也就是墨子“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有力佐证。
刘邦出身于农民,崛起于布衣,其部属有不少是出身卑贱的人。绛侯周勃,曾以丧事中的吹鼓为生;舞阳侯樊哙原是屠夫,以杀狗为业;颍阳侯灌婴做过布贩,以卖丝绸为业;关内侯刘敬做过车夫;梁王彭越做过强盗;淮南王英布曾坐法黥面;楚王韩信曾以乞讨为生。这些人门第卑贱,但刘邦不以其门第为意,依才予以重用。韩非对此种现象有很好的概括:明主不以此类人的门第卑贱而羞耻,才有可能得以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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