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80年代的普遍理性到90年代启蒙的历史化
特殊与普世，皆是相对而言，如同黑格尔的主奴关系，是一种互为前提的辩证存在。在上下两千年的古代历史当中，中国一直是世界文明大国，在东亚地区代表着普世文明。这一华夏中心主义的位置直到19世纪中叶被颠覆，随着欧洲文明称霸全球，中国开始被边缘化，成为全球普世历史中的特殊案例。晚清之后几代中国人的奋斗，皆为实现中国的富强，成为西方那样的现代性普世国家。然而，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对于西方普世文明具有强烈的反叛性，他主导的另类现代性实验，不仅颠覆了欧美的资本主义文明，也背离了苏俄的社会主义正宗，试图借助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通过民粹运动的常规化，以准宗教的革命精神为动力，实现国家富强与国民均等的毛式现代性目标。这一被汪晖称为“反现代的现代性”，排斥的是西方现代性，却又胸怀天下主义抱负，要在拯救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中，走一条中国特殊的道路。这一内含着宇宙、自然、人类与民族普遍规律的大同理念，因为其残酷的乌托邦实践与世俗时代人性的背离而无法维持下去。“文革”结束之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迅速回到世俗化轨道，打开国门，第二度融入全球化的普世文明。
思想史意义上的80年代，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始，延续到90年代初全球冷战结束。80年代的时代特征乃是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启蒙，从共产主义的超越世界回到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普遍理性，从中国的特殊道路回到西方为中心的普世历史。80年代的中国虽然呼唤“中华民族复兴”，但真正的出发点不是民族，也不是国家，而是“人”，那个超越了具体种族、民族与国家界限的抽象的“人”。“文化大革命”被视为违背了普遍人性的一场浩劫，因而启蒙所追求的也就是一种符合普遍人性的普世现代性。现代性的正当性来自人类的普遍法则，而不是特殊的民族国家利益或历史文化传统。在80年代，世界的尺度也是民族的标准，世界的现实，就是中国的未来。民族的所有价值都要放在世界的天平中去衡量。80年代也有爱国主义，但其背后是一种世界主义意识：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最重要的乃是走向全球的普遍历史。相比之下，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反而成为负资产，是走向普遍历史过程中必须被克服的对象。80年代爱国者们普遍的忧虑，不是“中国的消失”，而是“被开除球籍”，他们关切的共同点是如何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黄土地”走向“蓝色文明”，因而80年代的启蒙思想，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未经反思的二元式叙事：中国VS世界、传统VS现代、历史vs规范、特殊vs普遍……这些范式实质上只是同一种二元叙事的不同表述而已：“中国”象征着封闭和落后，象征着妨碍现代化的特殊传统；而“世界”意味着先进与未来，意味着普世的价值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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