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21世纪之初去追问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是否能够产生像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传统或者说从传统中国思想中是否能够发展出迥异于西方的现代性是一个反历史的设问。西学东渐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事实，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已然在发生过程之中了。由此观之，要想在此之后产生的现代性思想中抹去西方思想的痕迹，恐怕是难以设想之事。回想中国魏晋以来佛教思想传人（不管吴冠军所言的文化民主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作用）并最终在社会各阶层思想乃至现实社会生活形态（遍布全国的佛教圣地）显示独特影响的历史过程就可以知道，外来文化的作用绝不是仅仅引起本土文化的自我反思和更新，而可以融入本土文化之中；一旦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融入本地文化的血液，它实际上就已经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
（二）现代制度扩张的影响。
除了思想文化层面的传播之外，现代性的另一个来源在于各项现代制度。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陆续有研究者以量表为手段进行现代性研究测试，探讨现代社会制度对人的影响。英克尔斯等人在60年代主持进行了著名的“经济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研究计划”，这一计划的目的，如英克尔斯自己所言，就是“解释人们从传统人格转变为现代人格的过程”。英克尔斯指出，“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在人们身上发现的东西，基本上反映了他们所在社会制度的性质……事实上，大多数研究个人变迁的人认为，个人变迁更多是由制度的现代性所引起的”（英克尔斯，1995a：5）。不过，英克尔斯本人并不太同意完全按照帕森斯等人的分析理论去研究所谓传统和现代社会的关系。他更倾向于采取经济学家式的分析办法去发现一些共同的“因子”。在这个研究中，英克尔斯通过对全球范围内六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的人群进行量表测试，探讨了制度环境对个人特征变迁的影响，指出个人心理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相似性，并描述了可供经验辨识的现代人一般模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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