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姐妹分化——“和记”生产政体个案研究
何明洁
［提要］本文从性别视角出发，借助布洛维“生产政体”理论的分析框架，对服务业女性农民工的劳动过程展开分析，探讨同一家酒楼中女工的内部分裂。劳动者工场之外的社会、文化身份对她们的工场表现有关键作用。资方利用了社会文化传统对女性年龄的社会性别建构及其造成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责任的差异，对女性劳动者实施分而治之的管理策略，并得到劳动者自身的认可和响应，导致大姐处于专制型的统治，小妹身处霸权型的管理。
一、劳动过程研究的新近发展
劳动过程研究是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关键。劳动过程如何被组织以便劳动力转化为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研究的核心问题。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劳动过程研究全面复兴，新的发展趋势逐渐显现，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劳动者主体性回归；其二，重视劳动过程之外的因素对工场政治的影响；其三，服务业的劳动研究异军突起。
（一）“将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
在历时一个多世纪的劳动过程研究中，劳动者主体性的凸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马克思从生产关系产生阶级对立的角度看待劳资互动，劳动者在生产和社会中的结构性位置被提炼出来，形成了一个统一、抽象、剥离了主体性的泛化的无产阶级。
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时代，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从劳动者主体性的被剥夺入手，指出垄断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机械大规模生产使劳动者遭受“概念与执行的分离”（the separation of conception and execution），劳动者的“去技术化”迫使他们进一步从属于资方（布雷弗曼，1979/1974）。
布雷弗曼之后，爱德华兹继续了对工场技术变革和劳动控制的关注。他通过分析美国19—20 世纪之间不同规模公司的管理手段，把工人的反抗与资本控制技术的演变相关联，劳动者的主体性不仅凸显在技术转型中，还催生出新的控制方式（Edwards，1979）。
如果说前人的研究对劳动者主体性的关注是一种退行性的表达，布洛维的“生产政治”（politics of production）研究则开篇就宣称要“将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bring workers back in）（Burawoy，1985：5）。他强调劳动研究中主观因素尤其是工场中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的重要性，用“生产政体”沟通工场内微观政治与工场外宏观政治之间的关系，开创了劳动过程研究的新篇章。在布洛维看来，生产政体受劳动过程、市场竞争、劳动力再生产和国家干预四个因素影响，它们的共同作用形塑了工人斗争的方式和能力，而后者对劳动过程和生产政体又会形成反作用。于是，在马克思那里被抽离了主体性的劳动者直接参与到生产政体的形成之中。
（二）从“工场决定社会”到“社会影响工场”
劳动者主体性的回归必然涉及对主体性形成的追问。事实上，前者在劳动过程研究中的不断凸显，同时也是研究者日益重视劳动过程之外的因素对工场政治影响的过程。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研究秉承“阶级结构决定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的模式，将工场中劳资双方的对立放大为整个社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全面对立，因而普遍带有一种“工场决定社会”的色彩。托马斯指出，过去工业社会学的不足是未将工作的社会组织与外在的世界勾连起来。马克思主义“阶级优先”（class first）的传统使得布雷弗曼、爱德华兹、布洛维等人的劳动过程研究存在共同的局限，那就是他们构建的社会模型都把阶级当作社会生活和社会行动的基本类别，其他类别和组织都由这一基本关系决定或者作为其功能表现，劳动过程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Thomas，1982：87-91）。
工场之外社会文化因素的凸显使得“工场决定社会”的传统受到“社会影响工场”取向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社会因素同阶级因素一样重要：工场劳资关系不仅受劳动过程作用，外在于劳动过程的、那些过去被看作阶级关系附属的产品从一开始就被资方用于控制工人，比如性别、种族。它们外生于劳动过程，也能在生产过程中被生产和再生产，它们与阶级一起交互建构成为权力关系的基础，同时成为工人反抗的资源（Lee，1998：21）。
“社会影响工场”的取向，促使先在于劳动过程而对工场劳资关系施加重要影响的社会因素逐项进入人们的视线，进一步还原劳动者主体性的吁求也愈加强烈。工场中的劳动者不应该只是有行动能力的个体，他的主体性还应该具有性别、种族、文化等个性特征。于是，我们在李静君那里看到了性别角色分工下的劳动者（Lee，1998），在查克拉巴蒂那里看到了背负宗教等级的劳动者（Chakrabarty，1989）， 在翁爱华那里看到了深受东南亚文化传统约束的劳动者（Ong，1991），等等。劳动者的主体性呈现伴随着资本主义对地球村的全面渗透而变得千姿百态。
（三）服务业时代的来临
“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使得服务业得到迅猛发展，由此向传统的劳动社会学提出新的挑战：顾客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成为服务业劳动过程研究的核心。大量研究试图回答：工场中劳资双方的博弈、共识的制造、劳动者的身份认同经由顾客的中介会发生什么变化？服务业独特的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会产生哪些影响？
莱德纳对快餐业和保险业工作程式的研究，典型地反映了劳动过程研究由工业领域向服务业的扩展。莱德纳发现，在服务业看似纷繁复杂的劳动关系中，资本有另一套确保利润生产的逻辑：它借鉴工厂中程式化管理方式以约束在场各方的行动选择，降低不确定性，增强
资本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力，实际上是泰勒科学管理思想在服务业的延伸。（Leidner，1993）
本森通过《柜台文化》（Counter Cultures）考察了服务业独特的“劳—资—客”三角关系。她关注文化因素对工场权力结构的作用，发现三方关系是一个动态过程，任何两方都可以为了一定的利益联合起来与第三方对立，联合或分裂，这取决于特定场景中当事人使用的不同文化含义，比如阶级文化、性别文化。于是，具体的服务情境变成宏观社会力量合纵连横的角斗场（Benson，1988）。
霍克希尔德对“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的研究开启了服务业研究的新时代。她提出的情感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通过情感管理制造微笑的事实。如果说在工业时代资方购买的是劳动者的体力和脑力投入，那么到了服务业时代，资本对生产力的定义扩展到了劳动者的私人情感世界，把劳动者的感情也卷入生产过程（Hochschild，1983）。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劳动过程研究新近的发展为我们考察当前中国的劳工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框架。中国有1.2 亿农民工劳动力，这一数字目前还在不断增长。从劳动入手研究农民工已有诸多优秀范例，但与城市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业农民工却未被专门涉及，其中，女性农民工因其在劳动和就业方面的特殊性又占据了服务业农民工的很大部分。本文聚焦于服务业女性农民工的劳动过程，着力展示在“和记”酒楼个案中，中国社会城和乡的问题、性别之间的差异、性别内部的分歧，以及服务业特殊的生产方式等因素如何有机地融入生产过程，公民身份、性别角色和年龄因素怎样以其特殊的方式参与到劳动力向劳动的转化，而揭示这个转化机制及其折射出的中国社会特点正是本项研究的目的和起点。
二、姐妹分离：“和记”生产政体
本文选取的调查对象“和记” 是一家总部在C 市的全国连锁中餐企业，公司成立于1999 年。笔者调查所在的城南店（下文统称“和记”）坐落在C 市城南一片餐饮荟萃的繁华区域，自2002 年7 月开业以来，营业面积已达4500m2，员工近300 人。“和记”生意一直很好，是一家吃饭要排队的餐馆。酒楼除人事、财务和办公室基本由C 市本地人任职外，其他部门员工大多是四川省内的农民工，女性约占总人数的50% ，前厅女性比例达81.4% 。笔者从2006 年1 月起一直与“和记”密切接触，其间数次以实习生身份到“和记”开展参与观察，同女工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对“和记”姐妹形成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本文的论证将紧紧基于实证分析。
（一）工场中的“大姐”与“小妹”
“女性农民工”是学界对户籍在农村、进城打工女性的统称，但这个抽象的概念却让我在进入“和记”之初深感疑惑：酒楼的“女性农民工”群体高度分化，不仅体现在从服务员、保洁员、迎宾员到领班、部长、前厅经理表现出的分工和等级差别，还鲜明地表现在“和记”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中——比如管理上，有的部门禁声慎言，有的却鼓励“展现自我”；生活中，有的女工克勤克俭，有的却把享受生活视为工作的动力。“和记”女工在处理与资方、与顾客、与家人和对未来的各种关系中表现出种种明显差异。
随后笔者注意到，“和记”女工普遍使用两个极富年龄感的称谓互称：“大姐”和“小妹”。进一步的观察让我发现，这两个看似平常的称呼不仅是一种人际指称，而且具有划分劳动者阵营的效力。
“大姐”和“小妹”的差异首先指向年龄：前厅数据显示，保洁大姐平均年龄35.4 岁，小妹平均21.1 岁，两者相差10 多岁，已可算作两代人。基于年龄的差别，“大姐”和“小妹”在女性角色和外貌谈吐上形成鲜明对比。大姐普遍已婚，大多数都做了母亲，青春不再。她们衣着俭朴，稳重成熟，访谈时往往顾虑重重，欲言又止。小妹多数未婚，打扮时髦，性格活跃，与之交谈，她们很少掩饰自己的感受，快人快语。另外，“大姐”与“小妹”之分似乎与部门分工也有联系。大姐集中在三个后台部门：前厅保洁部、后厨洗碗组和卫生组。小妹主要在前厅营业、服务、传菜和收银四个部门。大多数女工对自己应该和可以从事什么工作心里有数，劳动者的性别身份与分工相互强化。笔者从收银台转岗保洁部竟被相熟的朋友改口称“大姐”。在他们眼中，大姐负责保洁，做保洁的就是大姐，因此不管对方实际身份如何，统统都是“大姐”。同样，有的“小妹”虽已结婚生子，但因为她们干的是“小妹的活”，照旧还是“小妹”。
“大姐”和“小妹”的阵营是劳动者自然形成的，资方对此表现出清醒的认识。管理人员通常这样描述“大姐”：“她们的稳定性更大，做事更踏实，更在乎工作。就算工资比不到服务员，只要能做得长，她还是会做下去。她们结了婚，约束自己的能力也强些”（0802L）。而部长、领班们谈论“小妹”的口吻，就像小学老师对待学生的语气：“现在的小女娃娃，年龄都太小了，她们自己表现出来确实也是小孩子。虽然她们很单纯很活跃，但是有些东西暴露得很快，你可以针对她的一些东西帮她改”（0803L）。
资方对“大姐”和“小妹”的描述让笔者意识到，充满年龄感的称呼体现出的差异无法完全用年龄涵盖，因为其背后连带着一整套角色期待和行为规范。它牵涉劳动者自我定位，影响工作分配，还表达了包括顾客、资方和工友在内的他者认知。为人妻子、母亲的大姐被期待以家庭为重，有责任心，忍耐、沉着。她们认真踏实的作风受到资方赏识，却因在家庭负担、就业机会方面的弱势受制于人，导致针对她们的管理简单直接，发号施令多于说服教育。年轻小妹在婚前相对自由，资方针对其年少单纯的特点，采取“管教”的策略——既有管理又有教育，说服大于强迫。于是，“和记”工场在“姐妹分离”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强制为特征的”大姐“专制政体”（despotism regime）和以“同意”为特征的“小妹/ 霸权政体”（hegemony regime）。下文我们将看到，“和记”生产政体的此种分化，将不仅体现在资方对劳动者的控制策略中，也体现在女工们对资方控制做出的反应里。生产政体的分化在得益于劳动者类别建构的同时又参与到劳动者类别归属的再生产之中。
（二）简单控制与被管理的心灵
爱德华兹在《争夺的战场》（Contested Terrain）中论述了美国工厂里资方控制系统在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转型。他将控制方式分为前后相继的三种形式：简单控制、技术控制和官僚控制，特别突出了控制形式与工人抗争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爱德华兹强调，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不同的控制类型可能并存于资本主义世界（Edwards，1979：21）。
“和记”工场中，不同的控制类型不但并存于同一时代，而且发生在同一场所。资方的管理策略立足于劳动者社会文化身份的差别，生产政体的分化与劳动控制的差异互相强化。“大姐/ 专制政体”采用“简单控制”：劳资双方都明白各自所需，管理方式直截了当，其实施前提源自资方对大姐性别角色的认知——作为担负家庭责任的妻子和母亲，她们更容易顺从。“小妹/ 霸权政体”采用以制造共识为主的“复杂控制”，目的是培养出自律自愿“被管理的心灵”（the managed heart），从而呈现出令人满意的体力和情感劳动。当然，复杂控制的实施取决于资方对小妹的了解：她们是一群心智尚未定型、需要管教的年轻人。
1. 身体控制：去性别化与性化的身体
餐饮业是性别消费的行业，顾客花钱购买的不仅是美酒佳肴、贴心服务，还包括由年轻貌美的女性身体提供的“性化”的心理感受。基于此，资方对大姐和小妹的身体呈现有不同的要求：一个去性别化，一个充满女性特征。
大姐的制服男女同款，四季相同，上衣下裤，简单、宽松，不突出身体的性别特征，只便于劳动。保洁员因为有与客人同处一室的机会，要化淡妆、讲普通话。制服为员工的相互认知提供了符号化的依据。如果说一开始是大姐的个体特征塑造了群体印象，那么日积月
累，制服的符号意义便浓缩了人们对大姐的印象期待：穿上大姐制服被期待表现出一个大姐身份的人应该具备的是顺从、稳重和吃苦耐劳的特质，象征符号将劳动者的个性也殖民化了。
小妹的制服根据部门不同略有差异，都是剪裁合体的西装套裙，冬装庄重典雅，夏装清爽悦目，把女孩子青春曼妙的身姿展示无遗，同时烘托出高雅体面的就餐环境。笔者在实习服务员的时候深感这套制服好看不实用：斜肩的剪裁样式确实能突出娇俏的腰身，却严重影响上臂的活动，餐中服务处处“掣肘”。下装一步裙的确优雅，但完全不适合营业高峰奔忙于餐台间端茶送水的激烈运动，迈开大步就举步维艰。资方对小妹仪容仪表的控制重点在于借助性化的身体呈现营造赏心悦目的就餐氛围，实用性则退居其次。为了保证穿着效果，量身订做的套裙往往没法添加其他衣物，小妹中常见感冒和痛经。
2. 空间控制：幕后与台前
与顾客直接互动的服务型工作有台前和幕后之分，决定了劳动者在不同场合的行为模式。大姐的工作在幕后，小妹的工作在台前，但她们所承受的空间权力却并非想像的那样“幕后轻松、台前紧”。资本对身处幕后的大姐实施的是以劳动量和劳动效果为考量手段的“不在场的监控”，而对前台的小妹实施的是“全景敞视”（panopticism） 空间下争取劳动者自律的霸权型控制。
大姐是“和记”公认最辛苦的人。营业时间很少有管理人员会出现在大姐的工作岗位，代替资方监视的是巨大的劳动量和苛严的劳动效果检查，日平均1500 人次带来的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工作量迫使她们不努力干活就没法按时下班。 由于大姐的工作多是清洁性的，很容易检查，而餐饮业对卫生问题高度敏感，劳动效果要求就很高，员工几乎没有时间偷闲。因为劳动量大、下班时间不确定，大姐工余一般就地休息。工作和休息场所的混同在避免奔波劳累之余，也使得她们的神经随时都为了应付检查而绷得紧紧的。一次笔者到洗碗间拍照片，午休中的大姐立刻起身，忙活着收拾一些细小杂物。旁边大姐解释说，这么拍下来被领导看见要扣分，所有东西必须按规定位置放好。混同的工作和休息空间使大姐们的私人状态难以彻底放松，资方出其不意出现的可能性在这里实现了“不在场的管理”，身居幕后的大姐必须时刻保持一种前台的精神状态。
小妹在服务前线直接跟客人打交道，由于工作与休息空间分离，她们台前与幕后状态差异明显。大厅是开放的就餐空间，营业时间有2 个部长、4 个领班在岗监督，4 位包括总经理在内的高级管理人员会随时巡查，小妹的一举一动都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于是，这里成了福柯笔下的“全景敞视”空间，员工得随时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因为她无法知道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哪里会有一双正在注视自己的眼睛。“全景敞视主义”的威力并不在于身处其中的个体被迫使遵守纪律，而在于通过这种空间权力关系，个体把规训内化、无限普遍化，以自律的方式实施自己对自己的规训（福柯，2003/1975：227）。除了自我规训，她们也互相监督。笔者刚实习服务员时，常得到很多同事的悄声提醒：“小妹，袜子颜色不合格！”“小妹，徒手操作要扣分！”
相对前台的紧张和自律，工余休息的更衣间所在的“后面”成了小妹临时的“避风港”。心情不好的时候“到后面去一下”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调剂方式。在“后面”的一些角落经常有小妹一个人发呆，这时人们一般都不去打扰。大家都知道，即使刚才还在后面泪眼婆娑，一旦回到前面，她们就会换上一副笑脸相迎。台前与幕后的分离为小妹状态转换创造了条件，资方监控在后台的撤离，最终是为了换回擦干眼泪的笑颜。
3. 精神控制：去技术化与情感劳动
为了让劳动力服从统治，资方不仅要争取他们身体的驯服，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精神服从。大姐与小妹工作的部门不同，工作性质有别，资方的精神控制重点也就不一样。
“和记”资方对大姐的精神控制是以轻视其技术水平的漠然态度来实现的。大姐们聊天常说：“我们是体力劳动，莫得啥子技术，就是做活路。她们（指前厅小妹）是脑力劳动，要看客人的脸色，要转变能力快。”“做活路”概括了大姐对自己工作的看法：没有技术含量，听话办事，下苦力。这里的“去技术化”跟布雷弗曼的概念 不同，指的是工作涉及的技术因不符合通常对“技术”的定义而被忽略。诚然，大姐工作主要是简单体力劳动，但不等于毫无技术含量。什么材料的酒杯在什么水温下用哪种角度刷洗、什么质地的地面用哪种工具清洁最有效，都是经验和技术的积累。然而，由于这些工作是传统女性家务劳动的延伸，所以其中涉及的“性别化的技术”（gendered skill）就不在正式的“技术”定义中。于是，家务劳动及其延伸形式中的技术含量被漠视，资本制造出“去技术化”的评价来压低大姐的劳动价值。相比之下，对小妹的精神控制可就费心得多了。
服务业的突出特征是情感劳动。为了获得小妹的情感创造的价值，资方对小妹既规训其身体，又规训其情感。“和记”提倡“亲情式服务”，要求前厅员工主动与客人交流。以跟客人打招呼为例，营业期间员工必须主动向客人问好，是常客的，要让客人感到自己被识别出来，比如“晚上好，张阿姨”、“李总，欢迎光临”。很多小妹回忆刚来的时候都特别不习惯跟陌生人献殷勤。在农村的熟人社会，微笑致意是有意义的；到了这里，面对别人或许都不会回应的脸庞殷勤致意，实在很难适应。为了制造动人的微笑，资方的策略富有技巧性：他们不直接使用“情感劳动”这个深奥的词汇，而用“精神面貌”来指代包括情感劳动、仪容仪表在内的与体力劳动相区别的劳动力的深层次投入。如果员工被批评“精神面貌”不好，被否定的不只是情绪，牵扯到的不单是扣分罚钱，更重要的是对整个人呈现出来的气质和态度的负面评价。当微笑作为“精神面貌”的一个变量加入到工作的评价体系，在小妹看来毫无意义的嘘寒问暖，摇身一变成为评价她们个人品质的重要指标，再配合管理层天长日久的诲人不倦，微笑问好的合理性便毋庸置疑。
布雷弗曼的“去技术化”指资本主义引入科学管理和机器生产之后，原来要靠工匠手艺生产的传统被打破，传统的技术的内容被摧毁，技术和知识从商品直接生产者那里被剥夺到了资方手中，造成工人去技术化，概念与执行分离。
（三）城市过客与新市民梦想：分化的日常表达
资方对劳动者分而治之、软硬兼施的治理策略将“和记”姐妹深深嵌入其各自所处的生产政体，嵌入的过程同时强化了对她们社会类别的划分，反过来巩固差异化的工场治理术，造成劳动者社会类别和工场控制类型的相互再生产。由于劳动者并非一味被动，工人对资方的控制作何反应，他为什么这样做，不同劳动者的反应方式有何差异？这些劳动过程研究的经典话题是我们下面要回答的问题。
劳动者的反应方式和策略取决于他们如何认识剥夺、如何看待自己。对“和记”姐妹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工来说，基于出身身份的制度型剥夺从一开始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她们来到城市不是为了不被剥夺，而是为了实现其他方面的诉求，比如挣钱、长见识、谋发展。工场剥夺在一定程度上被默许，这一点决定了她们的反应在严格意义上不能算作“抗争”，而只是维护基本权益、彰显个体存在的防御性、日常化表达。
在性别视角进入劳工研究后，一些研究者指出，性别固然经常被当作控制的工具，但也是劳动者应对控制的资源：女工不会一味顺从，她们会根据自己的内心经验和文化传统，通过对性别角色的重新解释建立起对环境的新的理解，从而实现个人或群体目标；并且，女性更容易以非正式、日常化的形式将工场政治斗争扩展到日常生活（Benson，1988；Spradley & Mann，1975；Ong，1991；Paules，1991；Pierce，1995）。“和记”大姐和小妹的工场反应一方面典型地具有女性日常化、非事件化表达的特征，导致“和记”鲜见惊心动魄的劳资交锋，也缺乏轰轰烈烈的集体抗争；另一方面，两者在反应策略上的差异体现出女工们紧紧围绕其社会角色认知而形成的个体定位的差异。大姐的劳动表现与其家庭规划密切关联，她们的反应内敛、斯科特（James Scott）在对农民反抗的研究中提出，农民的反抗行动是发生在其生存权利受到威胁之时。地主拿走了收成并不必然导致农民造反，但如果地主拿走的威胁到了他们的基本生活，农民就要揭竿而起了。斯科特将这种不以提升自己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旨在恢复其原有生存位置和公平理想的反抗称之为农民的“防御性反应”（郭于华，2002：108）。受此启发，笔者将“和记”姐妹不以改变自己在工场劳资关系中的结构性位置、旨在维护基本权益和彰显主体存在的个性表达概括为“防御性表达”。隐忍，带有城市过客的阶段性特征。小妹的行动逻辑与学做人的历练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市民是她们的梦想，也是共识产生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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