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金人并不流行“以官为氏”之说，何以后人反能详前人所略，抛出此说呢？窃以为，所谓“以官为氏”，不过是后人假托。其始作俑者，当为上揭马祖常《故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铭》之自述。
按，马祖常乃其家族史中官居最高者，在元代极有影响。“以官为氏”一经他提出，便得到文人圈的认同。此说在元中期的倡起，和马氏当时的社会地位恐不无关系。马氏初人中国，在汪古部中地位并不高；直到金末元初，家族中方有居官显位者，亦即贴穆尔越哥和马庆祥父子；尔后月合乃官拜礼部尚书，是为家族中最早担任的高级官职，也是在这一时期，“以官为氏”之说始为兴盛。可见，“以官为氏”说与马氏华化程度及社会地位的提高有着密切关系。“以官为氏”后来被明确写入《世谱》，奠定了该说的权威地位，使后来的官私修史者均受到了影响。
马氏之采用汉姓，无疑是在华化背景下产生的。笔者在校阅《马氏世谱》时，见其家族中尚有许多音译的聂斯脱里教名，并未冠以“马”姓，足见其华化过程是渐进的，并非立即席卷整个家族。
“以官为氏”明显刻上了儒家礼教的烙印。就此点论，马氏在华化未深之时，以官为氏的可能性不大。元好问时代，即金元之际，尚不知其姓氏由来，更反映出历史的真面目；反而言之凿凿的“以官为氏”，却是疑点丛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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