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刘师培以藏往察来比附西方社会学不是十分稳妥，但他提出的以“藏往察来”为目标的社会学构想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以中国丰富的史料发明西方社会学，已经成为中西方众多学者关注的学术问题，并且在很多重要的社会学、人类学著作中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但是，中国积累的历史材料也并非是历史的直录，除了已经被广泛讨论的政治、时代的影响之外，这些史料的书写自有一套严整的“书法”，要理解这套书法，不只是要借鉴西方的历史哲学的分析路径，还要知道这套书法其实是从经学当中发展出来的。“藏往察来”也就是这套书法的内在目标，其中的“往”与“来”与其说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历史和未来，还不如说是经学内在的道德伦理要求的经验呈现。在古文经学的路径上，道德哲学和历史哲学原本就是不分的。这样看来，刘师培所设想的社会学其实就是一种经史学。关键在于，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中国的经史学是在书写一种普遍理论，而不只是在描述中国自己。西方近代断裂的时间观才是一种例外，甚至是一种假象，“藏往察来”反倒可能是世界上各个文化中都存在的一种思考方式——每个社会都在不断重新解释自己的过去，并从中获得一种历史的智慧，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圣人”，他们的直觉掌握着未来的方向。关于“直觉”社会学能做什么呢？那要取决于“知几”的能力了。<br> 第五，《周易》为古代伦理之书，其言伦理的两个原则分别是寡过与恒德。寡过是与时和位的概念相联系的：“故处若何之时，居若何之位，即行若何之伦理。如《易》言‘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此《易》之言时也。故以变通为趋时。处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变，此《易》之言位。……盖时者所以定出处用舍，位者所以别贵贱荣辱。”①刘师培区分了对个人、家族和对社会、国家的伦理要求，并分别在《易经》中找到了相应的描述，其中所谓对个人的是最根本者，这个个人其实就是指自己，而不是对他人。而恒德是说要修身而保持道德修养的恒定。寡过是外在伦理，而恒德是内在伦理，这个区分是值得重视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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