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的战略和战术部署之间的差别对方法论具有重要性。战术部署通常集中在非常窄的和特定的一组目标方面。也许包括处理在一个城市的某个区域突发的街头抢劫，或在健康部门的一个特定的区域的突发的疾病传播，或非正常发生事故的区域识别。战术响应形成的基本数据集通常是短时间周期的。或许需要快速地采集数据并伴随相关的数据处理，或许是“热点”分析，以支持正在发生并在竞争需求之间优先的一些非正常发生的事件（Craglia等，2000）。
在疾病背景中，“由发现针对疾病的报告明显超过一个地方发起的聚类调查，经常被公众关注所需求，但很难以解释……在产生没有批准的公众关注和尽早识别真实的健康危险之间需要选择一个平衡”（Wilkinson，1998，第185页）。在健康的背景中，争议也许在一个聚类是否是统计显著的以及它是否真的表明了某种实质的显著性，需要进行特殊调查或干预，特别是当多数事例很小，没有原因能被确定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并不清楚应当采取什么行动。Wilkinson采取了这样的观点，利用地理“监视”技术，基于GIS系统来计算疾病率和应用统计检验来寻找聚类，但“对它们输出结果的解释……需要专家判断，还得相当谨慎”（第186页）。
资源的战略部署基于长期的数据序列和已经被认可的分析结果，若不是，那么至少在诸如与社会经济和环境属性、犯罪、疾病或不健康之间具有强烈关联。健康和警务情形的战略部署可能与任务的（重新）定位有关，这个任务是一个与优先事项有关系的，当前的表现水平被认为是与欠佳的事项相关的任务。从这一点来看，或许后续的实现决策会导致战略资源目标定位的新的地理格局，这或许需要区分是由于成分影响的空间变化元素，还是由于区域层面的背景影响的元素。Achson（1998）的《不平等健康调查》中的评论是，“在英国不平等健康的证据……作为对政府的健康战略发展的贡献，确实可能减少这些不平等的政策发展的区域”（第xi页）。其建议之一是“数据审查需要用于监测在健康方面的不平等性和他们在国家和地方水平上的决策”（第120页）。新近完善的ESRC健康变化项目重点是理解在英国健康变化的不同方面，包括地理变化和地点的重要性（ESRC，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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