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13年（1938年）秋，我被禁止出境的风声终于在京大乐队（从京大学生时代开始我就是乐队成员，当时担任指挥）队员们中传开。没有想到的是同情的声音高涨。音乐部的前辈、拉大提琴的三宅宗雄（医学）博士便是其中一个。三宅先生曾经（虽说大约一两年前）任歧阜县立医院的小儿科部长，在职期间，认识原来的县警察部长某先生（中村先生？）。某先生现是京大新校长羽田享先生的部下，担任事务局长。三宅博士预测，如果有原来也是警察的某先生通融和关照，京都府警的特务警察也可能会让步的。
于是有一天，会见了京大事务局长某先生，他说：“京都府警大体也通情理。去府警特高课一下。但是，不管人家说什么，请低头说是。”
总之，不允许他多嘴是他职位独特的惯例。现在给予特别的关照（这是关键），原警察部长知道这个秘密的关键。
到特高课时，很意外特高课们是恭恭敬敬，当他第一问：“你不要宣传那个无产者音乐。”这时，我又愕然了。因出其不意，一时只好这样回答：“无产者音乐是什么样的音乐？”我也不知道事实。
特高课一愣，猛地瞥我一眼：“你做的当然你知道。”
这样，争论了近一个小时，我没有忘记某先生的告诫，但不知道的事情不能说知道。对不知道的事情，我为其做宣传、摇旗呐喊是不可能的。但因为某先生已经关照过了，最终决定发放我的许可证。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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