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4日，星期五，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里，乔治·布什总统主持了一场电视直播的祈祷仪式。他为三天前的英雄们祈祷：在世界贸易中心，一名男子原本可以自己逃生，却留下来陪在四肢瘫痪的朋友身边，和他一同赴死；一位牧师在为一名救火队员作临终祈祷时以身殉职；两名白领职员发现一个素不相识的残疾人，把她从68层楼一路抬下来，送到安全地点。总统说，我们深感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说的“国民团结的灼热勇气”。接着，他详细说明了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我们对历史承担的责任已经十分清楚：对恐怖袭击作出回应，消灭世界上的邪恶势力。”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的另一处，也在举行一场纪念仪式。在白宫以西隔着两个街区的所谓首都商务区里，在装着玻璃幕墙的世界银行总部大楼的大厅内，聚集着两千人。在这个拥有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员工，也包括很多穆斯林员工的机构，“9·11”事件恐怖袭击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创伤。和华盛顿的每个人一样，他们对有可能接踵而来的规模更大、更凶残的袭击感到恐惧，同时还有一种恐惧，对持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或阿富汗护照的人来说，他们害怕在美国的生活会更加缺乏安全感。另一种恐惧——随着总统的讲话只会越来越强烈——是担心国外的亲友家人会突然发现自己已被划到了新的全球鸿沟的对立面——现在被布什总统称为“邪恶”的阵营。
世界银行的员工们聚集在中央大厅内。大厅的四壁像教堂一样，从大理石地面一直向上延伸到十三层楼高的玻璃楼顶；在相当于放置洗礼盆和基督教题词的位置，有一个室内水池，人造瀑布的水流源源不断地注入池内，一条横幅上写着醒目的大字：“我们的梦想是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宽敞的大厅里挤满了员工，原本常常用来放置宣传工作减压和业务交流展台的地方都站满了人，他们都注视着讲台上他们的行长：一个满头银发、胸脯宽厚、目光炯炯的男人——活像一个没有白胡子没穿红衣服的圣诞老人。“我不是一个说教的人，我当然也不代表这里所有的宗教，”行长开始讲话，“但是，在这个大厅里，我们有着世界的缩影。我们代表了140个国家，我们中有基督教、穆斯林、犹太教、佛教和锡克教……我们作为一个大家庭，可以成为彼此的光明，成为社区的光明，成为世界的光明，因为我们肩负着应对世间最严峻的挑战的重任：消除贫困，改善我们同胞的生活，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个享受和平与希望的机会……我们的任务是一项崇高的任务。”他接着说道。
消除贫困，从而创造一个和平的空间：在接下去的几周里，詹姆斯·沃尔芬森(比他自己承认的更会说教)以这个主题为基础，对“9·11”事件提出一种回应，与布什总统“消灭世界上的邪恶势力”的承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按照沃尔芬森的观点，对恐怖袭击的理解应该从大局出发：在60亿人口的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每天生活费不足两美元，有五分之一的人甚至不到一美元。在未来的25年里，世界人口将会再增加20亿，其中除了5000万人以外，都将生活在贫困国家。即使贫困与恐怖主义之间不存在简单的联系，但是这些人口数字肯定有一定的含意。在这样一个贫困现象比比皆是的世界上。绝不可能只需要找出几个恐怖主义的巢穴，发誓将他们彻底根除，就万事大吉了。安全感在于包容被排斥者，而不在于将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和消灭邪恶阵营。
沃尔芬森说，过去，你也许忽视了安全与贫困之间存在的联系。对于世界上幸运的五分之一人，他们生活在占有世界收入五分之四的国家，过去还有可能想象有一堵墙把“他们”和“我们”隔离开来，仅靠距离——心理上、地理上或者其他方面的距离，就可以把我们与那些缺少饮用水的几十亿人，或者那些以每分钟一人的速度死于分娩的妇女隔离开来。但是，在“9·11”事件之后，该是认识全球性贫困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时候了，无论是因为它造成了国家失灵，从而孳生了恐怖分子，还是因为它培育了疾病、环境破坏和移民压力。“墙是不存在的，”沃尔芬森宣布说。“我们被贸易、投资、金融联系在一起，被交通和通信联系在一起，被疾病、犯罪、移民、环境退化联系在一起，被毒品、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如果富国想要认真对待全球反贫困问题，那么世界银行将会当仁不让地承担起领导这项事业的重任。它的足迹几乎遍布世界上所有穷国，每年提供约200亿美元的贷款，贷款项目从修建灌溉系统到打击腐败，从防控艾滋病到在非洲成功地防治河盲症(河盲症是一种由旋盘尾线虫感染可导致眼睛失明的疾病，由滋生于河流中的黑蝇传播，主要分布于热带和非洲撒哈拉地区——译者注)，无所不有。此外，世行的资金还只是其重要意义的一部分；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机构都更了解使穷人终生受穷的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它为其他发展机构制定思想理论议程。它多达一万名的员工将纯理论研究与四个大陆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咨询，对他们应该着手解决哪些问题和具体怎样操作提出建议，并把从这些工作中获得的经验启示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样马达加斯加就可以借鉴泰国或突尼斯的经验。每当富国的领导人们面临全球性的问题——无论是艾滋病，还是妇女文盲率，或者是环境压力——他们都会本能地来找世界银行。现在，在“9·11”事件之后，他们必然也会这样做，而且是带着一种新的紧迫感。
在对恐怖主义的新挑战做出反应时，布什总统引用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在做出自己的反应时，沃尔芬森也引用了罗斯福的话，不过他从未提到他的名字。
世界银行孕育于发生恐怖袭击的六十年前，在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另一次暴力威胁之际。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不到一周，罗斯福的多年密友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请人搞一个战后经济秩序的计划。摩根索本人没有能力设计这样一个东西——他是一位乡村绅士，而不是一个金融家——于是他向哈里·怀特求助，怀特是一位十分勤奋且才华横溢的哈佛大学博士，他后来落到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手里，不但服务没有获得回报反而惨遭迫害。怀特的目的很简单，无非是为了防止再度爆发战争，对导致目前战争的这类经济危机采取先发制人尽早防范。摩根素日后这样描述说：“我们大家都目睹了我们时代的巨大经济悲剧。我们目睹了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的大萧条。我们目睹了货币秩序混乱现象的产生发展和不断扩散……我们目睹了失业和不幸……我们目睹了困惑和怨恨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并最终成为战争的温床。”
怀特的首要任务是防范更多的此类“货币秩序混乱”的现象发生。战后的经济体系将建立在金本位制的基础上，从而保护商业不受汇率冲击与通货膨胀双重危害的影响。如果这一体系受到压力——如果国际收支赤字使得一个国家的黄金储备陷于枯竭——一个新的最后国际贷款机构将会解救这个国家脱离困境，而不是听任它的货币贬值。这个新的救援贷款机构最终形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办公大楼现在就在华盛顿，和世界银行大楼隔街相望，并且仍在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家与金融危机作斗争。但是，怀特的创造力并未到此止步。他还构想出建立一个新的公共银行来促进欧洲的复兴重建，从而结束摩根索抱怨的“失业和不幸”。一开始，新机构的建议名称叫“联合与协作国家复兴银行”，这个名称完全没有提到发展中国家的处境。但是，怀特小组的一名成员提议说，这个银行可以在欧洲复兴重建的范围以外发挥一定作用。在1943年11月传阅的一份备忘录里，“开发”的字眼被塞到了名称里“复兴”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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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政府智能团成员 罗伯特·卡甘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是他同代作家中头脑最清晰的一位，他写出了《世界银行家》这部精彩著作。在这本令人手不释卷的书里，他通过世界银行行长吉姆·沃尔芬森这一非凡人物，深入揭示了世界贫困以及西方为反贫困不停地进行且常常相互矛盾的实验。
——美国作家、资深记者、《克林顿传》和《戈尔传》作者 戴维·马拉尼斯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完成了一项神奇的任务。他写出了一部关于全球贫困的必读书。马拉比通过詹姆斯·沃尔芬森这位传奇人物和他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经历讲述了这个故事。聪明睿智中夹杂着阴谋诡计、趣闻轶事，多姿多彩，妙趣横生。但是贯穿全书的还有一种内心深处的愿望，要为全世界生活在每天两美元贫困线下的30亿人民做点什么的愿望。通过这部精彩作品，马拉比帮助展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场伟大的斗争。
——美国《新闻周刊》国际主编 法里德·扎卡里亚